回家前后几天的时间，盖大龙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又要返回厂里上班，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着他一个人，纵然舍不得家人，为了生活还得继续外出务工。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寻找什么，一天过了一天，一年过了一年…………”
这种和家人生离的痛苦只有外出打工的人才会感同身受，这一群人他们每一年都要忍受一次这样的煎熬。年底从务工地回家时归心似箭，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家里，等到过完年，离乡外出务工时的依依不舍，恨不得时间过的在慢一点。这种矛盾的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所以每回一次家，大家都格外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享受着这短暂的相聚。
虽然舍不得家人，依依不舍，盖大龙还是拜别了母亲，告别了妻女，坐火车踏上了回厂的路程，经过24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坐上火车的第二天晚上回到工厂。
回到工厂的第一天，大龙就要处理这几天请假回去耽搁的事情。这种小企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板舍不得多雇人，请假回去了，急的工作同事帮处理下，不急的时期都是等着当时人回来再继续做。
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就匆匆忙跑来要求招工，工厂马上要出几个柜子的货，产品还没做好需要赶工期，厂里的正式工做不过来，只能找临时工来做。
盖大龙不在的这段时间，招工都是老板自己开车出去找人，结果收效不大。要么是找不到人，要么是找来的人来不好好干活，有些是没有生产同类产品的经验，有些是完全在里面计时混时间，产量出不来，计时工资缺一分钱也少不了，厂里正式员工意见都很大。
关键是眼看交期日渐临近，产品却还没做完，生产负责人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看到盖大龙回厂，就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拽在手里，叫盖大龙赶紧给他找些临工来赶货。
盖大龙在这里工作多年，认识一批临时工，他们做事手脚快，工作认真，常年累月的跟着盖大龙开工。临时工有他们的规矩，他们只认叫他们做事的人，做完事拿钱也是找叫他们做事的人拿。即便是企业主，私人老板来了，他们也不会给面子。
有一次在车间里工厂老板叫一个临时工去搬东西，临时工不认识老板，就没听从指挥。老板当场发火说，我是老板，你得听我的。临时工反怼道，你是老板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你叫来做事的，直接管理我的不是你，我又不认识你，我做什么工作由管理来安排的，你有事情找他们去说。老板被临工怼的哑口无言，正在气头上的老板叫管理把这个临工辞掉，管理问清缘由后，就劝说老板，临工不认识您，这个人做事还不错，你现在把他辞了，当时都没人做事，货都没法出了。这是当地每个老板都会遇到的问题，工人不听自己的，但是做事可以，能干活，能出产量，又是计件的，所以只能自己劝自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干活，能做事，也就将就着用，受了气的老板们有气往肚子里吞，所以说老板的肚子都是被委屈撑大的。这位老板以后不再去管临工，有事就叫管理去。
像这样老板的糗事，被打临工的人编成段子，口口相传，连是哪家厂，在哪条路上，哪个老板，开的什么车，哪一天的事情都传的有板有眼的。
这些人基本都是手工业者，做过很多行业和岗位，见多识广。因为喜欢自由自在，所以就不进工厂做正式工，他们在一个厂里做的好的话，只要工厂有活，他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工资可以当天结，也可以做完结，财务上自由，如果第二天有事，提前给管理打声招呼，就可以不用来，第三天可以继续来做，管理上松散。
当地的工厂规模不大，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客户订货量相对较少，各行各业都有淡旺季，这也就导致了工厂老板不会按最大人力需求去招工。一般都是能忙的过来就好，忙不过来了就找临时工来干。
盖大龙联系了十来个熟悉的临时工来厂里做工，人到后交给生产安排到岗位上，下班后由盖大龙统一结算工资，有的住的远的临时工，晚上8点下班后还要开车送回住的地方。
解决生产人力问题后，盖大龙又到厂区车间里转转，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车间设施哪里有没有坏的，人员有没有离职的。在这家只有100多人的小工厂里，盖大龙的职位是行政主任，管理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厂里没有厂长，只有车间主任和几个生产组长管理。公司规模比较小，除开生产外，就只有业务一个部门，采购和财务由老板娘带着一名会计在做，老板负责接单，实际就是夫妻店，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关键岗位安插自己亲戚，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
这和本地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当地老一辈人从鸡毛换糖开始，用当地生产的糖换取周边省份农村人的鸡毛，鸡毛拿回当地加工成鸡毛掸子又买到外地，再到后来带上一些针线纽扣，日用百货，和外省的人做买卖，这种人就叫货担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卖东西，这一集体就叫敲糖帮。他们头脑灵活，做生意活泛。当时物资匮乏，小到一颗鸡蛋，都可以以物易物交换，等攒到数量多了就在当地卖掉。举个例子，当年江西老百姓需要针线纽扣生活日用品，但是手上却没有钱，货担郎就叫人用鸡蛋换，比如一个鸡蛋在江西价值1毛钱，一盒针线价值2毛钱，货担郎就用一盒针线换2个鸡蛋。这2个鸡蛋从江西挑回浙江出售，浙江本地一个鸡蛋售价1毛5，2个鸡蛋就是3毛，多出的1毛就等于是一盒针线的利润。等鸡蛋攒够一定数量后，货担郎一次性出售，获利更丰。
当地货担郎就是这样一分一厘的起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允许农民摆摊做生意，最初是从别人手里拿货卖，其中有一款货卖的好了，自己就开个小作坊仿制，全家老少齐上阵。再往后做个几年生意好了，规模大了就开始租工业区的标准厂房，请师傅，请技术人员，请工人来做。再往后企业规模再扩大，就招些管理人员，像厂长，行政，品质，仓管，会计，业务之类的办公室管理人员，到这一时期工厂工人招工数量呈几何数增长，由原来的二三十人到七八十人，再到二三百人，再到五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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