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你在家不？我有个东西需要村里盖个章。”
打电话时，我把声音捏得细细的，放慢了语速，让自己说话听起来没那么冲的慌。
找村里的人，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因为不知道拿章的人到底在村里还是在城里。
他非常大声地咂了下舌，语气很不耐烦，“你要过来赶紧现在过来，我有点事正准备出去。”
“等我！很快！”我心里窃喜着这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许多，起身就开始往他家里跑。
不出三分钟，我就出现在他家门口，扣了扣门上的铜环，“叔？”
他从屋里出来，催促着我，“快来！盖完赶紧走！这是干什么的？”
“申请考上大学的一个补助。”
“考的几本呐？”
“一本。”
他站在桌旁，把章啪一盖，咚一声丢到抽屉里，砰一声合上抽屉，把纸往前一推，“盖好了，走吧你。”
“好，谢谢。”是挺别扭的，但这当孙子的程度还好，在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带着所需的一切证明材料跑到村口，准备坐班车到镇上递交我的申请表。
村口的对面是一条几乎与肩同宽的小道，通向另一个村。那个村里有我的母校，但只限于六年级这一年。
小学六年，我换了八所学校。
生源不断减少，学校也在变少。原本每个村都有个小学，后来变成两个村一个，再是三个村、四个村……
弃掉的小学长满了荒草，门和栏杆锈迹斑斑，直到广场舞的出现才焕发出了“第二春”。
它被拆了大门，推了围墙，砍了那棵长到二层楼高的核桃树，薅了所有的杂草，填平水泥，成了村里的文化广场。
车来了，一辆载客18的中巴车。
十年前，扮演和它相同载客运输功能的，是一辆辆昌河面包车，车窗前贴着起止点。
掏钱、上车、塞满、起步。
“好挤啊。”“就挤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后来，有了中巴的班车车队。只要是周末和节假日，必定又是塞得满满当当。
“人太多了，下一辆吧。”“嗨呀，挤挤算了。”
就在去年，所有的班车都装了监控，开始查起了超员——坐满，不许站。
一开始，卖票的还会在监控上贴个纸，纵容超员的继续存在，后来被查了，就再也没这么干过。
降低了安全风险，增加了我们上学的难度。
每到周日，我们这群处在线路中点的学生，只能眼睁睁站在路边，看着一辆辆车从眼前开过，停也不停。
为了坐上车，只能提前自己的返校上学时间，原本只用傍晚到校即可，硬是被逼无奈上午就得赶紧去等车。
还好，这次人少。我坐在最后一排，望着窗外，不知是不是我坐车的时间不对，总感觉路两边似乎少了很多热闹。
这边是拆掉的烟囱、那里是推倒的房、陈旧的铁轨依然孤独地向外输送着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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