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赶到坎哈的病房，医生已经在那里，王教授赶紧上前劝阻。
“你们要放弃坎哈，是真的吗？”他质问，“医生应该治病救人，怎么能放弃病人呢？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该救他啊！”
医生遗憾地回答了他，“先生，你应该面对现实，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身为医生，我不愿放弃任何病人，可你看看外面，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救治，医疗资源有限，用到更需要的地方能救更多人。”
“病房不够，我可以出院，我已经没事了。”王教授说道。
“不是病房的原因，病房还算小事。”医生无可奈何地说，“都是他的命，我们人手不够，精力有限，照顾不了那么多病人。他已经没希望了，我们不应该像赌徒那样，把钱财投入到必输的赌局中。为他早点准备后事吧，虽然这话很难听，但是实话。”
王教授深吸了口气，他的脸上浮现怒容，“既然你们不管了，那就让我把他转到私人医院去。”
医生也十分严肃地告诉他，“先生，恕我直言，你有什么资格为他转院？你是他什么人？是他的监护人吗？”
王教授怒气更甚，医院不管，还不能转院！
“那么你们又是他什么人呢？”王教授问以这个医生为代表的医院，“他的生死怎么就由你们这些与他毫不相关的人掌控了呢？”
“这是制度，病人到了医院，就得听医院的安排，就像学生要听老师的安排。”
“制度？制度？”王教授气得无话可说。病人如鱼肉，医院如刀俎，医生认为可救，救不活了也会抢救一下；医生认为不能救了，就会提前把人推入死亡的深渊，而病人及家属难以掌握主动。因为医患关系不同于消费关系，这里边涉及到专业技术垄断。
王教授焦急四顾，他得想个办法留住坎哈的命。透过病房的玻璃窗，他看到有电视台正采访躺在走廊里的伤员，他立即冲出病房。
“我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可到现在连个床位都没有，医院管理混乱，又吵又闹，卫生很差。请你们为我们呼吁一下，看能不能多派点医生，或者让我们去别的医院……”伤员对着镜头诉苦。
周围的伤员和家属也跟着叫苦连天。
也有人控诉恐怖主义暴行，但说着说着变成了对白帽子的愤恨发泄，“他们除了对妇女儿童及平民下手，还能干点儿别的吗？一旦出了事，就摆出可怜相，求我们包容他们。我们有意见，就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信仰，可他们在主黑天的出生地建清真寺，尊重过我们的信仰吗？我们生气了，反说我们是极端宗教主义。到底谁极端？看看躺在地上呻吟的这些可怜的人吧，还有死去的两百多人，都是主黑天的信徒，没有一个戴白帽的！
“有人说，我们应该团结他们的温和派，这样就能分化他们。真是天真的想法！白帽子哪有极端派与温和派之分？分工不同而已，极端派负责杀人，温和派负责装可怜博同情，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他们的安拉。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抱任何希望，我们自己人要团结，为了我们的神！黑天万岁！黑天必胜！”
医院里的人都跟着高呼——黑天万岁！黑天必胜！哪里还像医院，俨然已成教徒的聚会场所。
王教授挤出人群，挤到了镜头前，从信徒手中抢过话筒，面对镜头说道：“我叫王海，来自中国，我是这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当时我在火车上，现在我在医院里。很幸运，我只受了轻伤，可跟我一起的男孩就没那么走运了。那个孩子是马杜赖的流浪儿，他并不是马杜赖人，很小的时候，与母亲在那里走散了。他已经忘记自己本来的名字，只记得母亲叫他坎哈，他甚至忘了母亲的模样，只记得母亲是黑天的信徒。于是他每天模仿母亲拜神的样子，虔诚膜拜黑天。多年之后，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他坐上了这趟列车。与大多数乘客的目的不一样，他不是去朝圣，但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朝圣，孩子去寻找母亲，就样信徒去寻找神。但他再没有见到母亲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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