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明代刻本，发现于山西介休和平遥，曾经轰动一时。
然而百年来，学者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王世贞、李开先、李卓吾、徐渭、屠隆、汤显祖等几乎个个“榜上有名”。
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留下如此之“奇书”，却要隐去真名，只抛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就连作序者、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不露玄机，原因倒是很好解释。
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奸顽之徒”之一。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敢有收藏“不良杂剧词曲”者，便要杀头或杀全家，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
二是《金瓶梅》全书愤世嫉俗，借宋骂明，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肯定难逃被禁命运，怕也只能用化名。
三当然是《金瓶梅》的内容了，车速开得太快太猛，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系列，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
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
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
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
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
无论是孔天胤，还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把女人写成**，恐怕有悖情理。
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
《金瓶梅》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
甚至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
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另外，《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吴语”，但举出的例子多欠说服力。
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
“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
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如果用山阴方言一解释，这句话立马儿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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