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伟大毋庸置疑。
但伟大在哪儿？其实可以单从《几何原本》的意义说起。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世界思想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初次合作，以中西会通的科学范式为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好头。
曾经有专家在《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启》一文中，列举出他的一些作品，比如像什么《毛诗六帖》啊、《渊源堂诗艺》啊、《芳蕤堂书艺》等。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些书目，或许会觉得它们朴实得像农作物。
诚然，若论史笔、文笔、诗笔，徐光启哪能与李贽、汤显祖等人比？
李贽《藏书》《焚书》，让人一目就坐不住了，可谓是豪杰黄昏，英雄末路，总有悲愤往心坎儿里扑，更不用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了。
但徐光启之所以是徐光启，并不靠那些书。若以中国传统文人的路数，他永远也赶不上李贽、汤显祖等大家。
可徐光启的奇特与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文史类的写作转向了科学写作。
当然，华夏民族的科学写作，也并非从徐光启才开始。
往远看，从先秦诸子以来就有，代表作《墨子》，再往近里说，宋代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其知识分类近似于奉敕编撰的《太平御览》。
所不同者，一为个人独立写作一是为国家御用工程。
但在徐光启之前，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就其体例而言，一看便知，还是属于文人笔记，所言科学也是文人化的科学，尚未有科学写作的自觉。
在华夏民族，科学写作的自觉，可以说是从徐光启真正开始的，他超越了沈括而成为中国第一人。
当西方先驱培根从希腊人的古典范式转移时，东方先驱徐光启却正在利玛窦的引导下进行科学写作。
这有点像利玛窦在中国的情形，当利玛窦步入中国的儒学门槛时，中国的心学也正开启范式转型。
“心学”在儒学内部发端，至李贽儒学内部的思想资源几乎用尽。
刚好利玛窦来了，以科学传教，并带来西洋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
李贽受儒家名教的局限，未能进入中西视野，而那时的乡儒徐光启则以翻译为起点，融会贯通了中西。
出现这种情形，固然有徐光启与李贽两人性情不同而造成的。
李贽豪迈，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绚烂至极的思想风景，令人热血沸腾，但其弱点在于，李贽思想爆发力有余，而学术领悟力却有所不足。
徐光启则相反，以实心立实学，以实学做实事，不立门户，不设门槛，来者不拒，往者能追，从乡儒起步，跳脱儒家名教樊篱，进入两希文明（两希文明也称作双希文明）。
西洋文明，究其根底，在于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神学，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引导下，一举足一用力，便踏在了西洋思想的奠基石上。
这个奠基石便是《几何原本》。
徐光启成功摆脱了王阳明的格致尴尬，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洋人“格物穷理”，“格”到深处，以几何学为原本，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中国没有几何学，所以，王阳明最后“格”不下去了，心学格物，最终也只能归于禅。
当徐光启掌握了几何学，方使“格物致知”开启新的格致之学——科学。
在汉译的《几何原本》里，两希文明是以汉语的方式统一的。
这当然是利玛窦与徐光启二人合译出的《几何原本》的一大贡献。
这贡献，不光是对于中国科学史的贡献，也是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更是对于汉语写作的贡献。
而且翻译的过程也是思想融合与文明会通的过程，是用汉语探索古典科学范式，并深入两希文明的过程。
徐光启是一位开拓性先驱，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成为一颗璀璨的星。
而这些只有朱翊镠知道。
张简修与邓子龙都表现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本来情理之中。两个人都想着，皇上同时接见他们两个，却要单独接见徐光启，当然诧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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