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战事开端，邵九公对于诱使线国安深入广西再加以围歼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据那些降官交待，线国安本部只有万余原定南藩下精兵，其余多是云贵两省投降的明军。
仅从战斗力而言，线国安本部汉军并不算一支强军，否则也不会被晋王李定国压制了那么多年。直到晋王从安龙保驾去云南，广西明军留守兵力空虚，线国安才得以趁机攻占柳州、浔州、梧州等广西要镇，切断了云南和广东明军联络通道，实现了明面上广西版图归于清统。倘若当年晋王没有从广西抽走主力，线国安及定南藩下那些残军恐怕连在广西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如丧家犬一般狼狈逃回湖南。
而以军心而言，现在的线部也未必是铁板一块。人数多达线国安本部三四倍的降军大半都是原孙可望的驾前军及其他明朝兵马，这些人在孙可望降清后士气低沉，对抗清前途绝望，以至清军入黔以后要么望风而逃，要么不战而降，比起誓死抵抗的晋王及巩昌王麾下兵马差了不是一分两分。这差，不是差在战斗力，而是差在军心。
三四万刚刚投降的降兵能够为满清朝廷卖多大命，邵九公对此保持疑问。而线国安又是否能如臂使般驱使这些比他本部多的多的降兵冲锋陷阵，邵九公同样怀疑。两个怀疑之下，他自然对战局充满信心，且难得乐观。
周士相选邵九公出任广西巡抚，成为太平军组建以来第一个独力承担一方面军政的大将，某种程度不是看重邵九公能打能拼，而是看中其老成持重。
太平军西南战略的核心是封堵云贵清军，换一个字眼便是守。依托湘黔及桂黔多山少道的地形，凭借地利将几十万清军封在云贵不得出，便是周士相早在广东时就和宋襄公定下的“勤王战略”。
此战略两个要点，一个就是湖南和贵州边境的封堵，另一个则是广西和贵州边境的封堵。前者，周士相亲自领兵前去实施，后者，则交给了邵九公。
老成持重的邵九公无疑很合适承担“守”这个任务，且按照原先的计划，诱敌深入，逐步消灭进而在柳州合围线国安，断绝其部与贵州的联系，使其孤军顿于柳州坚城之下。届时即便线国安手下的兵马和广西太平军总体兵力相当，对方也不可能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天时、地利、人和，战争的三要素，太平军已尽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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