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种奇特的计算方法
关于未然历史，以概率观点看世界，知识诈骗，一个保持稳定的沐浴习惯的法国人以及他的随机智慧。记者们是怎样被培养成不能理解连串随机事件的人的。当心借来的智慧：有关随机结果的伟大思想何以几乎全都反对常规智慧。关于正确性和可理解性。未然历史我用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来开始：人不能以成败来评判别人在任何特定领域（比如战争、政治、医学、投资）内的作为，而应以事情如果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它的代价会怎样来衡量（即，如果历史以另外一演的话）。事件的这种替代进程就未然历史（lterntivehistry）。一项决策的质量，很明显，不能仅凭它的结果来衡量。不过把这种观点发表出来的人似乎只有失败者（成功人士总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所做决策的质量方面）。政治家们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路告诉新闻界成员的就是这种观点。新闻界仍然听信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最佳路线，并且唯唯诺诺地附和着说“是的，我们知道”，反使得那种讽刺意味更加尖刻。像许多老生常谈一样，这句老生常谈虽然再明白不过，却不容易付诸实践。
俄罗斯轮盘赌
未然历史这一奇怪的概念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举例说明。假设有一个变态（而且百无聊赖）的巨富给你1000万美元，让你玩俄罗斯轮盘赌，即，把一支可装6爱猫扑.爱生活枪只装上一发子弹对着你的脑袋，扣动扳机。每扣一次扳机就可以视为一个历史，总共有6个概率相同的可能历史。这6个历史当中有5个可以导致发财：1个只有统计意义，也就是一张讣告，死亡原因不大体面（不过绝对属于构思新颖）。问题是，只有其中一个历史可在现实中观察到：赢得1000万美元的人会引来一群昏聩的记者（正好就是无条件地赞美福布斯全球500强亿万富翁名单的那些人），他们会对他艳羡和赞叹。如同我在华尔街15年来的生涯当中遇到过的差不多所有的执行经理那样（在我看来，这种经理的角色不过就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结果加以评判），公众在看着这种财富的表象时，对产生它的根源不置一顿（我们把这种根源叫做发生源）。想一想那位在俄罗斯轮盘赌中胜出的人将怎样被他的家庭、朋友和邻居当作一种偶像吧。虽然剩余的5个历史观察不到，但聪明、细心的人却不难猜到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这需要一点深入思考和个人勇气。此外，在一定的时刻，假如那个玩轮盘赌的傻瓜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坏运气迟早会逮住他。如此，假如一个25岁的人玩俄罗斯轮盘赌，比如说每年玩一次，那么他能活过50岁生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来参加，比如说有几千个25岁的人来参与，我们就可指望见到一撮（极其富裕）的胜出者（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墓地）。在此我得承认，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对我来说不只是书面上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在这样的“游戏”中丧了命。那是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当时我们都十几岁。还不止如此。我发现我对文学的兴趣不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这实际要归功于格雷汉·格林对自己拿这种游戏胡闹的描写。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比我最近亲历的实际事件更强烈。格林宣称，有一次他为了排遣童年的生活乏味，曾想要扣动一支左轮枪的扳机。这使我不寒而栗，因为我至少有六分之一的可能看不到他写的小说了。读者标新立异的另类计算方法：通过俄罗斯轮盘赌挣来的1000万美元与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做牙医挣来的1000万美元的价值上是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钱，可以买到同样的商品，只是其中一个对随机性的依赖要比另一个大。虽然对一个会计来说，它们完全相同，对你的隔壁邻居来说也一样。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有质的不同。这种另类计算方法的概念可以扩展出有趣的直觉把握，而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工程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只要估计一下它们起的作用，而用不着实际去对未然历史进行计算。数学不仅仅是一种“数字游戏”，它是一种思考方法。我们会看到，概率是对事物性质的分析。
一种更险恶的轮盘赌
现实生活要远比俄罗斯轮盘赌险恶得多。首先，它射出致命子弹的频率相当低，它好像一把左轮枪，不过不是6个弹仓，而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弹仓。在试了几十次以后，人们就会被虚假的安全感麻痹，忘了还有子弹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黑天鹅问题，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它，因为它与归纳法问题相联系，这是个让某些研究科学问题的哲学家夜不能寐的问题，它也与一个叫做无视历史教训（denigrtinfhistry）的问题相联系，因为赌客、投资家和决策者觉得那种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其次，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有准确定义的精确游戏，它的风险，任何会做6的乘除法的人都能看得到。可人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枪膛。凭肉眼极少能看到事物的源头。这样人就在不知不觉中玩着俄罗斯轮盘赌，并且给它起了某种另类的“低风险”名称。我们只看到财富被产生出来，而永远看不到是什么成就了它，这种东西使人们看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永远看不到失败者。这种游戏仿佛容易得邪乎，所以我们就放心大胆地一路玩下去。
良好的同伴关系
人在生活当中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的逻辑一部分是反直觉的，而且，把事情搅和得更乱的是，我们观察不到它是如何实现的。但是我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对它的研究，出于几个个人理由，我留着它以后再谈。显然我评判事物的方式是概率化的；你得知道什么本来有可能会发生，而且还需要以某种心态来对待自己所做的观察。我不主张在讨论这类概率问题的时候让一名会计人员来参加。对财会人员来说，数字就是数字。假如他能对概率问题产生兴趣的话，他也许就会涉身于一些更需要深刻思维能力的职业中去了，而且还容易在为你填制纳税申报单的时候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尽管我们看不到现实轮盘赌的枪膛，可有人还是要试一试；这需要有特殊的心态才行。由于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在我的行业（特点是极端依赖随机性）里进进出出，我要说，那些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不甘于浅尝辄止。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想法属于第二天性。这也许不一定源于他们的科学素养本身（要当心因果关系），而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人在一生当中的某一时刻曾决定要投身于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具备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学术的好奇心，以及进行这种深入思考的自然倾向。特别爱思考的是那些因没有能力长时间集中精力于某种定义范围狭窄的问题而不得不放弃科学研究的人。现今如果不具备超强的理性探索欲，差不多就没爱猫扑.爱生活文，但是如果不愿意专精于一个范围狭窄的学科就不可能成就科学生涯。（不过，对抽象问题兴趣盎然的纯数学头脑与无休止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之间有个区别；数学家埋头于对头脑中想到的问题的思考，而科学家则探索他自身以外的世界。）不过，有些人对随机性问题的关注过了头；我曾见过在某一领域受过训练的人，比方说，量子力学，他们把随机性问题推向了极端，结果只看到未然历史，而忽略了实际发生的历史。有些交易员会对随机性问题有出人意料的深入思考。最近我在奥迪恩酒吧间与交易员洛伦·罗斯共进晚餐。洛伦·罗斯正在读这本书的书稿。我们抛起一个硬币来确定由谁来为这顿饭付帐。我输了，所以我付了帐。他正要谢我，又骤然打住，说：“看了你的书以后，应该说，这顿饭从概率上来讲我也付了一半的钱。”由此，我看到人们分布在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人们从不接受随机性的概念；在另一个极端，人们被随机性所折磨。80年代我在华尔街起步时，交易室里充满了“商业倾向”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简单得像张烙饼，很容易被随机性所捉弄。他们的失败率极主同，特别是在金融工具变得复杂化以后。那些诡谲的金融产品，比如来自异地他乡的期权不知怎么就被引进了，它们的回报不能凭直觉判断，这对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太难对付了。他们于是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80年代我在华尔街结识的几百位与我同辈的硕士生们，我想如今还在从事这种高度专业化、要求严格的风格业务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
俄航带来的救星
到了90年代，随着比较富裕、背景也更有趣的人们的来临，交易室里变得有意思多了。我用不着再与硕士生们交谈。许多科学家，其中有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极其成功，带着要捞一把的愿望来到这里，反过来又雇佣了一些与他们相像的人。虽然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博士生（实际上博士生仍然是少数），但那里的文化气氛和价值观念突然改变了，变得更具有带理性深度的包容性。由于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造成本来就大量需求科学家的华尔街更加大了它的需求。占主导地位的是物理学，但在他们当中可以找到所有的数量学科的背景。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印度口音（依次）开始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占主导地位。据说从莫斯科起飞的每架飞机上，至少它的后排上都挤满了前往华尔街的俄罗斯数学物理学家（他们都缺乏那种市井小聪明，所以搞不到好位子）。你可以去肯尼迪机场，带上一个（硬性规定的）翻译，随机地面试一些适合这一行的人就可以雇到非常全家的劳力。真的，在90年代，你可以花培养一名硕士生所需的一半的钱来让一个人受到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培训。正如他们所说的，走向市场就是一切；可见这些家伙不知道怎样推销自己。我对俄罗斯科学家有强烈的偏好：他们当中很多人可以被当作国际象棋教练而加以积极使用（我还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一名钢琴教师）。此外，他们在面试过程中极有帮助。硕士生们应聘交易员职位的时候，经常在他们的简历中自吹有“高超”的国际象棋技巧。我还记得在沃尔顿，我们的硕士生职业咨询商建议我们要宣扬自己的国际象棋技巧，“因为它让人觉得你智商高、有谋略”。硕士生们往往把他们对这项游戏规则的一知半解拔高解释成为“专长”。为了验证一下他所称的象棋专长是否真实（以及应聘者的人品），我们往往从一个抽屉里拉出一副棋盘，告诉应聘的学生：“现在让尤里来跟你谈几句。”这时他已经吓得脸色煞白。这些科学家的失败率虽然低一些，但与硕士生们相比也只是好一点点。但这另有其原因，这与他们平均来讲（仅仅是平均来讲）在最微不足道的实践知识方面都是空白有关。一些成功的科学家的判断能力（和社交风度）如同一个门把手——但他们决不是都这样。许多人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有能力以绝顶精确的方式做最复杂的运算，但在解决一个与现实有关的最小的事情的时候，就全然无能为力。似乎他们只了解数学符号，而不懂得数学的精髓。我确信，X先生，我认识的一个讨人喜欢的俄罗斯人，有两副脑子：一副用来研究数学，而另一副，要差劲得多，用来处理其他一切事物（这包括解决有关金融方面的数学问题）。但有时也会冒出一个懂得市井小聪明的思维敏捷、有科学头脑的人。不管这种人群变化带来了什么好处，它提高了我们的国际象棋水平，也使我们在午餐时间有了高质量的谈话内容，因此大大延长了午餐时间。想一想在80年代，我只能跟具有硕士生学历的或是学过计税财务的同僚闲谈，能够谈论美国金融财会标准委员会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已然是了不起的精神大餐了。我得说他们的兴趣对我来说没有多少感染力。这些物理学家之所以有趣，不在于他们有能力谈论流体力学，而在于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各类学术话题感兴趣，因此能够提供令人愉快人谈话。
梭伦走访丽晶夜总会
读者也许已经看出，在我的华尔街生涯中，由于我对随机性问题所持的看法，我没有能够与我的一些同僚建立起最融洽的关系（读者可以间接地，也仅仅是间接地，看出在这些章节中我刻画了其中许多人）。但我与那些不不幸而成为我的上司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一生中有过两个在差不多所有品性特征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上司。第一个，我在此称他为肯尼，是个典型的家住郊区的家庭型男人。这种类型的男人会在星期六上午当当足球教练，星期日下午请小孩的舅舅来吃烧烤。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我敢把自己积蓄托付给他的人。确实，他在机构里上升得相当迅速，尽管他在金融衍生业务（他的公司因此而出名）方面不具备技术能力。但是他属于过分一丝不苟的那种人，没办法弄懂我的逻辑。有一次，他的一些业务员在欧洲1993年证券出现牛市期间做得很漂亮，而我则公开把他们视为比那些随意杀人的职业枪手好不了多少。他就责备我为什么对他们的成功无动于衷。我枉然的试图向他讲述关于幸存者认识偏差的概念（见本书第二部分）。自那次以后，他的交易员们都已经退出了这个行当，“去追求其他兴趣”（这也包括他自己）。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有节制，有话直说，在谈话当中知道怎样使对方放松。他说话条理清晰，运动员般的体魄使他看起来极为体面，讲话很有分寸，还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天赋，那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的个人魄力使他赢得了董事长的信任，但是我却没法掩饰我的不敬，特别是因为他弄不懂我所说的话的性质。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他可是一枚百分之百的定时炸弹，分分秒秒地不停顿。第二位，我要管他叫让·特帕里斯，相比之下是位情绪多变的法国人，脾气火暴，咄咄逼人。除了那些他真正喜欢的人（为数不多），他是个使他的下属不自在的行家，让他们时刻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中。我能成为一个风险投机家，他功不可没；他是为数极少的有勇气只关心发生源，而完全不理睬结果的人。他展示出梭伦式的智慧。但是，虽然人们一般会预料，有这种个人智慧、对随机性有这种理解能力的人会过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过得丰富多彩。相比之下，肯尼穿保守的深色西服，白衬衫（惟一略显放纵的是，他常打着华丽的、像马术师那样的赫尔墨斯领带），而让·帕特里斯则打扮得像只孔省：蓝衬衫，彩格呢运动外套上露出艳丽的真丝绢帕。绝对没有家庭观念，绝少在中午以前来上班，但我敢断言他哪怕到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会带着工作。他常从纽约一家叫做丽晶的高档夜总会给我打电话，在早晨3点钟把我叫醒，讨论我所面临的风险当中的某些微小（而且不相干）的细节。虽然他略有些发福，女人却似乎觉得他难以抵挡；他经常大白天的忽然消失，几个钟头联系不上。他的优越之处大概在于，他是个住在纽约的法国人，保持着稳定的沐浴习惯。最近有一次，他请我去与他谈一个紧急的业务问题。照例，我于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巴黎一家奇怪的“俱乐部”里找到他，那地方门前没有挂牌子说明是什么地方，他坐在那儿，面前的桌子上满是散乱的文件。他啜饮着香槟酒，有两位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年轻女子在同时爱抚着他。奇怪的是，他把她们也卷进谈话当中，似乎她们也是会议的一部分。他甚至叫其中的一位拿起他那不断响起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的谈话被打断。我至今还对这位生活奢华的人对风险的高度敏感得惊异，他脑袋里永远玩着这个游戏。他毫不夸张地把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强迫我制订一份备用方案，以应付万一有飞机撞进写字楼以后的局面。我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部门的财务状况对我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话惹得他大怒。他因爱玩弄女性、脾气暴躁、随意解雇职员而名声很差，但他听得进我的话，也理解我要说的每一个字，鼓励我在对随机性的研究中更进一步。他教会我在任何证券组合当中找出那看不见的泡灭风险。他对科学高度崇拜，对科学家们的敬重几乎到了讨好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共事过了差不多十年以后，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坐在会议室的后排微笑着。肯尼由于懂得怎样顺着一个机构的阶梯往上爬，所以在被迫出局之前他已经到达一个高位，而让·帕特里斯就没有这么幸运的履历了，这一事实都会我当心防范成熟的金融机构。对许多自封为有“底线”取向的人们来说，如果被问及那些没有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实际发生了的历史，那会引起他们的不安。很明显，对那种在业界成功的、决不会听信无聊废话的人来说，我的语言，（以及，我得承认，我人格中的某些品质）就显得怪异而不可理解。我的论点对许多人似乎都有冒犯性，这让我觉得好玩。在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肯尼和让·帕特里斯的反差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当心那些开支节俭的“为业务着想”的人：市场的墓地不成比例地不乏那些自封的有“底线”取向的人。他们平常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自居，忽然间会变得脸色煞白、面无人色、卑躬屈膝、体内荷尔蒙耗尽，走向人事部办公室，去按惯例商谈离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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