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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阎锡山中原大战战败后，就是通过土肥原贤二的关系，先是在天津租界躲避，后来在迫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土肥原又联系板垣征四郎帮阎锡山去了旅顺，那时土肥原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阎锡山，以备在未来解决华北问题时预先下了伏笔。
而几个月前，土肥原通过资助石友三武器来攻打天津驱逐张学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可以搅乱华北，而且战败的东北军也会出现混乱，那时不仅可以通过东北军内部的棋子，借助东北军北部的动作来控制住东北军，甚至还可以联合石友三一起控制华北，这也就是土肥原的所谓华北满洲一体化解决方案。
而且他的这个计划是经过军部，甚至也是内阁首肯的。后来要不是东北军早有准备，加上有徐永昌的阻拦，而阎锡山这条老狐狸又见石友三形势不利，做起了缩头乌龟，一旦石友三率部打到了天津附近，他的计划还是极有可能成功的。
如果石友三部打到了天津附近，那么得到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的石友三占领河北，打败东北军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张学良能够全师退回东北，他也有办法鼓动石友三，指挥强大凶悍的西北军越过山海关，为关东军最终夺取东北制造条件，可惜了了。
土肥原贤二，现在已经不是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了，他现在已经调任沈阳特务机关机关长了，而这个关东军最大的特务头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私下秘密会见傅仪了，现在只等关东军在东北进展顺利，那么他就会倾全力将傅仪弄到东北去，傅仪早就在他的计划当中了。
此时的静园也并不安静，傅仪在天津租界内自由度很高，溥仪在天津与洋人的交往比北京小朝廷时期还要频繁，主要对象当然是日本人。英、美、法、意等国的文、武官员也与他多有来往。这类交往目的深藏，为的是积蓄日后东山再起时必要的国际支持。
一时不知多少风云在此集聚，这位看似声色犬马的静园寓公，也并非闲云野鹤，而是野心勃勃。
静园主楼二层的“奉先堂”是溥仪供奉列祖列宗圣容的地方，必须按“清代列祖列宗诞忌日表”准时祭拜。
据静园《每年出款清单》显示，溥仪祭祀列祖列宗仅1929年全年共用现大洋六万三百三元八角一分。
这是用心良苦的祭祀，表达着他内心“复辟大清”的强烈愿望。
被逼退位的溥仪自然深知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但身为寓公，他除了联络军阀外也难有作为。
为了排遣积郁，他寻到一种“纸上谈兵”的办法：在几张八开白纸上排兵布阵，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守双方的兵力和阵地，而胜负当然由溥仪决定。
而就在这个月，不甘心的溥仪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分别前往东北和日本。密赴东北的两人一人负责了解关东军消息，另一人佟济煦则专门联络东北满清遗老遗少。
佟济煦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后激动返津，他向溥仪报告：“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说着，他甚至用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土呈献溥仪：“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外部风云正在加紧酝酿的同时，溥仪这里自然也是动作频频。
范杰并没有将监视的重心放在傅仪这里，傅仪只是个台柱子而已，许多具体的动作都要靠手下来做。
范杰将真正监视的目标定为了溥仪最信任的旧臣郑孝胥及其子郑垂身上，郑孝胥一直是作为傅仪的大管家存在的，负责傅仪的总务处和外交事宜，其子郑垂郑禹更是负责傅仪内务外交的重要亲信，而郑禹现在根本不在国内，作为常年来往天津与旅顺的傅仪亲信，范杰深信，一旦傅仪外逃，那么作为执行这，必然有郑家父子的参与。
范杰对那一世傅仪外逃的计划并不清楚，只是隐约记得傅仪出逃是乘坐日本船只走的，而日本船上还布满了炸药，作为日本人一旦事败的后手。因此范杰的另一个监视重心就放在了天津港，但范杰真正想要动手的地方并不在这里。
范杰悄悄回到了海河重工的分公司，稍微了解了一下分公司的销售情况，之后便离开了。
范杰离开了分公司，便往南开大学行去，南京大学在八里台，一路行去的时候，还路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驻屯军基地，范杰路过的时候，眼睛死死的盯在那里，脑子里不停的在转着。
南开大学离海光寺只有五里地，离的并不远，范杰并不知道当初选址是怎么回事，但是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旦中日开战，那么南开大学必然会是首要轰炸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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