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中国国防军正式在仁川登陆。京城府战役打响。
京城府遭到围攻的消息，让鸭绿江日军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如果京城府有失，那么他们的后路将彻底的被断。
腹背受敌，加上补给断绝，这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下去。
中国国防军果然心狠手辣，狠狠的打在了驻朝日军的七寸上。
日本已经失去了台湾，难道还要失去朝鲜吗？
更为悲哀的是，俄罗斯人正在北海道岛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北海道的渔民们悲哀的发现，他们过去引以为傲的渔场都被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占去，他们安生立命的土地与海洋不再属于他们。
北海道人口大部分多集中于以札幌为中心的小樽与旭川之间，所以，俄罗斯人占据岛的北部，倒还没有让他们过度反应，可是，谁知道俄罗斯人会不会继续往南扩张。
国际社会对此并没有太过干涉，英法已经多了一个中国大敌，不想再节外生枝，只要不涉及到日本本岛，贫瘠的北海道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干涉。
俄罗斯帝国不知道从哪里去搜罗出了数千阿依努人。也就是俗称“虾夷”的古代北海道土著。
目前仅存的阿依努人很少，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海道、库页岛与中国远东，中国与俄罗斯都认为他们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一支。
以支持阿依努人反抗日本的残暴统治为名，这些阿依努人不断的被集中到北海道岛，显然，沙皇是想要在北海道南部建立一个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国。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舆论都长篇累牍的刊登了阿依努人生存的悲惨，深刻的揭露了日本人对阿依努人这些北海道土著的残酷统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显然，这次俄罗斯人是师出有名的。
对于阿伊努人，日本在18世纪以前的史书记载中是将之归于“异国人物”、“外夷人物”范围的。
日本古代一直称阿伊努人为“虾夷”，并根据其地理分布分为东虾夷、西虾夷、渡岛虾夷、渡觉虾夷等。
“虾夷”一词带有贬义，直译是“毛人、囚俘、蕃人”的意思。
“大和人对于生活在日本岛上的这些居民的掠夺在古代就开始了，而到了明治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育，对阿伊努人的掠夺更是达到了顶峰。此时，阿伊努人基本上开始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在猎够了野鹿、贩够了兽皮、侵占了土地、甚至几乎将野鹿猎至濒临灭绝之后，为使掠夺合法化，日本天皇干脆让地方政府制定了裸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合理’地把妨碍和人‘开发’的阿伊努人赶到划给的‘给与地’圈内。阿伊努人的大片地转眼通过所谓的‘保护法’变成了蜂踊而至的和人商人的财产。而弱小的阿伊努人犹如一匹野马变成了羊圈中的羔羊。”
“他们的祖先是新石器时期早期（约六、七千年以前）就从远东迁居到日本，属蒙古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身材比日本人稍矮，肤色淡褐，头发黑色呈波状，体毛发达。多年来与日本人通婚，纯血统后裔逐年减少。他们在某个时期控制了远东广大地区后分布在本州诸岛。随着日本的一些部族逐渐向北方移民，他们的地盘日益缩小。”
“到了近代，日本阿依努人不得不龟缩于北海道，战战兢兢的活在大和民族的阴影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当的恶劣。纯种的阿依努人如今大部分分布在中国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他们渴望回到故乡，重新建立自己的文明。”
“他们痛恨日本人，他们这样向俄罗斯学者叙述：阿伊努族中没有小偷也没有乞丐，那是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教导的结果。日本人才是小偷，他们借助天皇的名义成了一个从阿伊努民族这里掠夺丰饶土地的最大的小偷!”
“的确，日本人从明治年间对阿伊努民族居住的北部广阔的山川河流、海洋的侵入不仅给阿伊努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大自然带去了极大的破坏。此前，北方岛屿上天然资源的恩赐使得阿伊努人能够以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获得充足的渔猎产品，并因此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的文明，而是，现在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李秉衡捧着这两天的报纸，拍手叫好。
“邵振青这文笔真是犀利，不仅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而且还给了日本人一个耳刮，妙，真妙。俄罗斯人帮助阿依努人重建家乡与俄罗斯人侵占北海道，这可是两个概念啊。”
的确，邵飘萍的几篇文章一出来，几乎使得国内的舆论都变成了一边倒的同情阿依努人，抨击日本统治者对阿依努人的残酷迫害。
“作为蒙古人种的一支。我们很同情这些远在他乡的同胞们，他们过去也曾经是日本本州诸岛的主人，可是，善良淳朴的他们，却落败于残忍无情的日本统治者手中。正如当年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无端遭到列强的凌辱一样，我们希望阿依努人能够振作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拿回失去的土地。”
《库伦日报》也冒出来凑趣，让李秉衡啼笑皆非，这文笔也太过于裸了些。
从清朝末年开始，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
民国成立后，南京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
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
电讯在这些报纸上所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地刊登电讯。因为电讯数量很多，报纸开始将电讯分为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种类。
所以说，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言论自由，也使得种种言论都登台亮相，甚至不乏滑稽稀奇的言论。
不过库伦的这位蒙古记者也的确是搞笑了一点。明目张胆的提出了许多人内心隐晦的想法。
1920年7月16日，日本一家腾野公司的声明，同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致广大腾野公司客户的一封信：
亲爱的客户们：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中国人停止对日本进行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所有有中国人存在的国家停止销售我公司的产品。我们深知这样会给您造成一定的不便，我们诚恳的向您致歉。同时也把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写在下面，盼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一、保障贵国人民的人身安全。
近期中国政府强制推广“扫黄打非”，并胁迫各国人民使用中国产的避孕套，。该软件劫持了你们的性福，导致你们在性生活时失去相关快感。在中国避孕套横行的环境下，我们无法保障您的性福与人身安全。
二、对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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