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那年，香港回归大陆，全国沉浸在回收国土的喜悦之中，我第三个弟弟陈守义读初二，离回归晚宴前夕开始还不到24小时，因为一时冲动出手伤人被学校开除，香港回归那晚是我和他父亲到派出所交罚款领他出来的，守义的父亲是城里的小包工头，家境不错。没书读了，他父亲不放心他出去打工，而且那时他也不够年龄打工。守义这病黑眼（南城方言，发瘟仔）也不愿意跟他父亲去工地学门泥水匠的手艺。便跟着我谋算着怎么讨出路。硬是问他父亲拿了一千块买了些家当。订做了个小推车，在南城新区的红星市场卖早餐，放假了就在他的早餐车旁边卖蔬菜。
那年我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又读不起大专。我就和守义一起在菜市场上谋生。那个年代高中学历还是值点钱。有些关系，后台够硬的话，凭着高中文凭可以找个过得去的用人单位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家里一没关系二没钱疏通关系，也只好北上去打工了。原本是计划年后由母亲的表叔带我上省城的工厂谋个文员的职位。他是厂里生产车间的组长，在他身边做活他也好看着我点，多个照应的人。可后边发生了点惊心动魄的事，而这以后的故事也就这么开始了。
我姓沈，沈计言。广东南城人士，家贫，祖辈是种地的。守义家里是住新区的，而我住在青石镇的农村，村子的名字并不吉利，叫做大坟村。或许是这个原因，村子里的人都很穷，大部分家庭的孩子读了小学，初中就到社会谋生去了。村里跟我这般年纪的几乎就我一个人读了高中，所以在村里没有什么朋友。
那年高考在6月6日。高考结束的第三天我也不愿闲着。跟村里的老妇收新鲜的菜，也收了自家田里种的菜。天还是黑着就得下地去收，然后踩着祖母去世留下来的三轮车载着去新区的红星市场卖。守义家里是住新区的，那时他还没被开除，放假了跑来菜摊上找我扯扯大炮。被开除后，等他的早餐车做好了就开始营业。往往我的破三轮到了市场，天色才翻了个鱼肚白。守义的早餐车也就已经推出来开始炸油条，摆上豆浆，炒河粉面条之类的。
新区的红星市场说是鱼龙混杂并不过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发展奇快，虽然说南城是广东西边的地级市，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城市集中在南边沿海的位置。可外来务工的也特别多。十年之后的南城甚至是评上全省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因为城市规划的缘故，把新区定位高新开发区域。有老板征收了市场附近几条村子的地来建了个叫大湖新城的楼盘，劳动力需求大，最吸引民工在新区安窝。被征地的原居民重新分到地，而且征地分到不少花红，他们用钱也建了一些房子用来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而红星市场是新区的中心，外来务工人员最密集的地方。
在南城，有点钱的本地人是上茶楼喝早茶，没什么钱的本地人再不济也是要到大排档炒个粉面送粥。这是粤地的风俗习惯。而外地人不同，他们追求速度，打包就走。这是当时和守义选在红星市场卖早餐的原因。
大丰酒楼是新区，不，应该说是当时南城最豪华的茶楼。就跟红星市场隔了一条马路。收入一般的人根本消费不起，那年头能上那消费的不是吃公家饭（公务员）就是商人富户。我们兄弟做生意的地方就和大丰隔街相望。只是大丰酒楼做的是富人的生意，而我们是做穷人的生意。
那年代广东人大多都很排外，措辞更准确一点，是歧视外地人。在撰文中这么写，不含别的目的，没有挑起唇枪舌战讨论，凭什么广东人歧视外省人。那时的平头老百姓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不同民族不同地域自然有自己的民俗，本地人对外来人的风俗感到不适而反感可以得到理解，因为这算是一种文化入侵。一是当时的整体国民素质没现在高，二是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省会引来许许多多外省人赶赴淘金，才会显得这个情况异常突出。古代北方把南方称作南蛮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南城人大都排外，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红星市场来往的外省人很多，但在红星市场中做生意的很少。别的我不怎么清楚，但拿我们卖鲜蔬的为例，那时南城还没有建批发市场，市场上卖的蔬菜要么是从本地菜农手上收的，要么自己去到羊城的鬼市（农贸批发交易市场，大多数是凌晨两点开始）上批发回来卖。去羊城鬼市批发来回的运费的成本就贵。而外省人去田里收本地人的菜比普通本地人去收要贵上几角。并且南城人买菜也大都只帮衬本地人买。以前敞大的红星市场，外省人的摊档就那么几户。
菜市场都是黑色经济的发家地，就像香港电影一样，行蛊惑的许多猛人都是隐匿在菜市场，果榄，杂货铺。对于保护费这个概念，不同地区则有不同的叫法。在沪上黑道皇帝杜月笙的时期，北方唤作月子钱。而在粤则叫收陀地。而掌控新区红星市场的陀地的是红星村的陈三裘。红星村是地地道道的一条村子，村民以陈为姓。早在以前新区还没从青石镇分割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片特别穷的地区。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并没有势力打算插足进去。早年村子里的人不怎么团结，新区划分出去之后，发展势头很足，青石镇的老枪打算收编进他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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