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即位后当然感念文官的拥戴，投桃报李，大力提高文官的地位，特别是建立于太宗时的内阁，其大学士本来只具有顾问身份，只给皇上提供建议，只有议政权而没有决策权。像当时内阁首辅，大名鼎鼎的解缙解学士，不知道的还以为多么位高权重呢！其实品级才是正五品，还不如一个知府品级高，和那些六部尚书根本没法比，更遑论武将勋贵了。”
“啊！”朱见济一听大吃一惊，解缙他还是知道的，主编《永乐大典》的超级牛人，内阁首辅，怎么可能才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这也难怪朱见济吃惊，一般说起内阁首辅，一般人都会想到徐阶、张居正等人，权力比宰相犹有过之，怎么会才是五品！
内阁大学士实际是先有大学士，后有内阁制度。明成祖朱棣建立内阁制度之前，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就有了内阁大学士，是实实在在的皇帝的高级秘书。明太祖是一个对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看得相当紧的人，他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直接对话六部，六部只有行政权，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使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但没有人和他分享权力的同时，也没人帮他处理政务了。这就极大的给他自己增加了工作量，多到他拼命加班加点也处理不完。
朱元璋每天要处理二百多份奏折，每份照一千字算，二十万字，一部中篇小说！而且这些奏折还要引经据典，内容艰涩，据说有一个叫做茹太素的就擅长写长篇奏折，有次上了个一万七千字的奏折，读到一万多字还没看到他到底想说什么，于是就被朱元璋叫去打了屁股。后来朱元璋还是读完了这篇奏折，叹了口气：“茹太素这篇奏折，有五百字就能说的清楚明白，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但当大臣的写奏折可不敢直截了当直陈其事，有些废话其实是必须的，至少也得有几句尧舜禹汤的歌功颂德的话，否则就是大不敬，说不定就得掉脑袋。大臣们必须写，但是皇帝不是必须读这些废话，皇帝需要简单扼要的了解奏折的内容，就需要有人替他阅读奏折，写出内容摘要。所以根据实际需要，他找了这么一批只是帮他干活而不会分去他的权力的人，这就是明朝内阁大学士的起源。怎样才能保证他们不会分去皇帝的权力？朱元璋的办法就是把大学士的品级定的相当低，在朝堂上没有话语权，指挥不了二品的六部尚书，对朝政的影响能力极为有限。
看到朱见济吃惊，画眉解释道：“您不用奇怪，那时候的内阁地位和现在根本没法比，内阁地位的提高还是因为仁宗呢！因为太宗是武将出身，加上在靖难之战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武将，所以永乐年间武将把文官压得死死的，直到仁宗即位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仁宗生性端重沉静，喜好读书，自幼接受的是严格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对儒学无论是思想还是人士，都有着由衷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几位重要文臣像杨士奇、杨溥、黄淮等人都在太子之争中坚定地站在仁宗这边，所以很自然的仁宗在登上皇位后要想办法回报这些支持者，让他们都进入了内阁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又通过加官的办法提高了内阁大臣的地位。”
“嗯！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武将不可能长盛不衰，尤其是到了和平年代，被文官压过也是必然的，仁宗不过是顺势而为，”朱见济略一思索，又问道，“不能直接提高大学士的品级吗？还有什么是加官啊？”
画眉摇了摇头：“殿阁大学士是太祖设立的，正五品的级别也是太祖定下的，所以没有人敢改变。仁宗想提高他们的地位，于是就采取了一种曲线变通的办法，让他们在大学士之外另有品级高的兼职，这就叫加官。比如上面那三位，杨士奇在华盖殿大学士之外加官为少保兼礼部左侍郎后来又加封少傅兼兵部尚书，黄淮加官为通政使，后来晋封少保兼户部尚书，杨溥太常卿。少傅、少保都是从一品，位在六部尚书之上，通政使、太常卿也是三品官，这样就可以参与决策了。到了宣宗时期，朝廷事无大小，宣宗均悉数咨询大学士杨士奇的看法而决定。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可以说整个仁宣之治这十多年，再加上正统这十四年，是文官地位稳步提高，武将地位逐步衰退的一个阶段。要不是一场北京保卫战成就了一批武将新贵，武将的地位就该变得越来越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了。”
“可是你说的这些和陈阁老他们一起拦门劝谏有什么关系呢？”鸳鸯在一旁奇怪的问。
画眉翻了翻眼珠白了她一眼：“文官好容易打了翻身仗，占据了朝廷的主导，你觉得他们会把胜利果实拱手交还给武将集团吗？”
“那和小爷练兵有什么关系？”鸳鸯继续不耻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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