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分为七声，但传统的雅乐只有五声，即宫商角徽羽，但是从西域传入的音乐已经有了7个音调。
西域音乐的的7个音与“西方”的音阶也不一样，故名龟兹音乐，是只有“西域”才有的乐舞。
据传说马可·波罗出生于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家庭，17岁时随着父亲和叔叔到离开家乡，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前往“东方”。他们首先进入了波斯地界，穿越了沙漠到达呼罗珊地区，沿着玄奘回唐帝国的路进入了河西走廊，不过他们并没有沿着河西走廊去往中原，而是北上穿越沙漠来到蒙古，来到了大蒙古帝国的首都元上都觐见大汗忽必烈。
可能马可·波罗在途中就听到过龟兹音乐，也看过西域礼佛的舞蹈，之后马可·波罗去过很多省份和城市，甚至包括杭州，他将那里描述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
那时正值南宋，蒙古人正忙着把南方地区纳入帝国之中，然而马可波罗游记里却将东方的三个民族国家分为鞑靼，也就是蒙古人的国家，契丹，这个地方原本为金朝统治的区域，后来被蒙古征服，以及“蛮子国”，这是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
这在西方形成了一个长期疑而不决的困惑，蒙古人也会称呼别人是野蛮人？然而按照马克·波罗的说法，契丹地域内有不少基督徒，而“蛮子国”则少有基督徒，于是西方人便对契丹有了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同情。
后来利玛窦到达北京后，已经知道大明的北方不再有一个契丹国，杭州也不再是都城。在保守的明代，利玛窦所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许可，能在大明境内停留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一直持续到利玛窦死亡。传教士们往往称呼自己是意大利人，是教皇派来的，但他们实际的国籍大多数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也曾经派过使节，按照欧洲的习俗，鸣礼炮是一种礼节，可是在东方却意味着宣战，等他们好不容易解释清楚了，却不理解为什么官员不允许他们的船进入珠江，只准他们在广州通商。
都是红头发绿眼睛，谁分得清他们是哪国人？于是这些葡萄牙的传教士就冒充意大利人留在了下来。
在康熙年间很出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其实是德国人，他受葡萄牙耶稣会的派遣，在明朝末年的天启年间到达了中国。他经历过崇祯皇帝、努尔哈赤、多尔衮、顺治皇帝，汤若望除了会天文历法外，还会造大炮，传说努尔哈赤就是被他造的大炮打成重伤。
等改朝换代后，多尔衮很看重汤若望造炮的才华，即便汤若望曾为明军制造大炮对付清军，有很多满族亲贵大臣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坚持让汤若望担当钦天监的官员。
其实在崇祯年间汤若望就推算出了一部新的历法，能更加准确得推算日食和月食，但是在推广期间却遭到了阻挠。
教会与皇权之间存在一个无法调节的矛盾，当皇帝的权威低于教皇的权威时，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就做了完美的诠释，而在东方，权威只能是皇帝。
另外基督教自己的教义也有矛盾的地方，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么耶稣也是神么？如果强行说是，那么这和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不是自相矛盾了？
这就涉及了“三位一体”的解释，符合逻辑，西方人会相信，东方这一套却行不通。
在利玛窦之前景教就已经在东土传播了，好多东西都被删了，包括十字架上的耶稣苦相，可不论他们如何适应，还是难以传播开来。
到了利玛窦这里就完全用汉语来传教了，并且还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上层阶级的好感，这一套行事标准被称为“利玛窦规则”。
东方人对上帝不感兴趣，却对西方的地理、天文、集合感兴趣，当时中国没有棱镜和玻璃，汤若望拿了块棱镜折射出七色光，被人们以为那是女娲石争抢着要。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个让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是历法。在利玛窦去世之前原来的历官推算日食失败，已经有人建议将钦天监交给传教士了，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有了一批坚定的保护者。
罗玛改成了罗马，自由传教的特权也取消了，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制定的《崇祯历》即便已经制定好了，却到了明王朝亡国都没有启用，倒是改了个名字被多尔衮通过了。
在清军占领北京期间，永历皇帝的太后王氏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她当时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和妃子也入了教，如果不是因为永历帝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他也许也入教了。
正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王太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了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另一封给了耶稣会的会长，但她不是找教皇派兵，而是希望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求神拜佛要是有用，还要什么医生，大家都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就会不药自愈，喝什么药、做什么手术呢？
正是因为行不通，黑死病才会死那么多人。不过就算王太后写了信让教皇派兵也是枉然，这不是“十字军东征”，教皇很难短时间征召起来那么多士兵，还有粮草和军费，好像教皇当时除了祈祷外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那么庞大的帝国衰亡的阵势可谓天崩地裂，少部分传教士卷入其中，但大多数都活了下来，开始为新的统治者服务。
和明末相比，清朝初年的皇帝给了传教士们更多自由，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有西方记录的封建王朝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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