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念叨“贵庶通婚”这个词组时，大阿姆费尔特丝毫未意识到，其实严格的讲，他们追求芬兰女大公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贵庶通婚？
源于欧陆列国的君主制社会阶层观念，王室只能与王室通婚，贵族也只能与贵族结亲，否则就是乱了规矩，属于贵庶通婚范畴。
尽管资本主义潮流席卷世界，平等与自由被知识分子们在报刊杂志上屡屡提起，可贵庶通婚的原则，仍牢牢扎根于欧洲各国的上流社会。
一位公爵小姐或可屈尊下嫁给男爵之子，但嫁给一介无贵族头衔的庶民，哪怕他兜里的钱再多再阔绰，也会被社交界瞧不起（当然土豪多半能买到个贵族头衔）。
仿佛古老故事里的描述，王子娶的就该是一位公主，至于灰姑娘的昂贵爱情童话，往往需要付出子嗣的继承权为代价。
譬如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他之所以与爱妻魂断塞尔维亚，就因为双方属于贵庶通婚，女方仅仅是贵族出身，身上没有王室血脉，在维也纳的社交界总被隔阂冷待，仿佛透明人。
这种无言无形的冷暴力，严重伤害了斐迪南大公及其家庭，令夫妻两人对维也纳充满厌恶。
为赋予爱妻应有的社会地位，斐迪南频频出访他国，只因在奥匈帝国境外时，他的伴侣——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才能真正享受一位帝国皇储妃应有的礼遇。
“对那些身处底层的人来说，活着才有尊严；但对身处高层的我们而言，尊严才是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大阿姆费尔特将饮尽的酒盏交给侍者，又换了一杯。
身为酒精考验的官僚，他清楚空腹喝酒太容易醉，因此多品尝了些小点心垫垫胃。
“说实话，我有一点点意外！”卡尔仍握着那杯半满香槟，像是从未喝过。
他眼眸清明，耸了耸肩道：“原以为大哥你会说一些更庸俗的话，譬如金钱，又譬如权力什么的……”
“不，不不！”大阿姆费尔特轻摇脖颈，有条不乱的答复，“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些都只不过是工具，人要活着，当然离不开工具，可人活着并非只是为了工具……”
“你看过大仲马写的小说吗？”他突然岔开话题。
“嗯，那对法国父子作家？”卡尔从记忆里翻出印象。
“对！”大阿姆费尔特点点头，用平等的语气交流，“尽管有不少人说，他写的通俗小说缺乏广度与深度，缺乏对社会的批判，充满着种种‘拜金主义’臭味，差距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少，但是……”
阿姆费尔特家的长兄，将话锋一转，认认真真的表达：“但是，在我眼中，相比那些竭力描写普通社会个体悲欢离合的有深度小说，像《基督山伯爵》这般充满传奇故事色彩，具有积极进取意义的娱乐小说，那才真的叫做小说！”
“至于别的什么东西，哼～”大阿姆费尔特极为不屑的讽刺，“他们自以为有深度，刻画出了对丑陋世界的控诉，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找不准观众的无病呻/吟，照圣彼得堡当下流行的话说……嗯，就是，就是……”
“不别扭不爽夫斯基？”
“对，就是这个词儿！”大阿姆费尔特使劲拍了拍弟弟肩膀，为他的合拍感到高兴。
说起来，这个新名词最初还是从宫里传出的，不过很快就风行蔓延到文学批判家的桌台。
于是，“不别扭不爽夫斯基”遂成为对无病呻/吟类小说的统一讥讽词。
“那些个蠢货，压根不瞧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是个啥样？还真以为蒲鲁东主义什么的，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大阿姆费尔特嘴上骂骂咧咧，观点却一针见血。
源于芬兰兴盛的左翼力量，身处右翼的贵族保守势力，自然会对各类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学习、分析、批判和借鉴。
例如蒲鲁东主义，他作为巴枯宁主义源头，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开端。
而无政府主义，又是横行于１９世纪中后期的一头可怕怪物，无时无刻不为诸国统治阶级警惕防范。
“比·约·蒲鲁东，一个妄想回归田园时代的蠢货，他的主义就同他个人一样，充满着矛盾与空想，同工业化的时代浪潮格格不入，具有打倒一切的野心，却没有实践的能力……”
阿姆费尔特兄弟的评论很不屑，也很犀利。
事实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往往同大时代有着无可分割的背景联系，它们的成功永远是建立在狭隘读者群的追捧与共鸣上。
一旦脱离了时代，它们的咀嚼感就异常乏味。
譬如《红与黑》《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它们诞生的年代都是工业革命不断深入，法国各工业生产部门广泛采用机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
就连法国农村都出现了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的大农场，可想而知，当时大量的小生产者贫困破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债务人，许多更落入到无产阶级的队列。
这些处于社会夹缝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进一步，则有可能风光耀祖，退一步，则会沦落下流，朝不保夕。
如此尖锐对立的社会生产经济格局，令他们茫然失措，彷徨不安，偏偏又心怀不甘。
于是，众多获得了初步教育，会读写的社会中流，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万恶痛恨不已，斥责他们的“财产就是盗窃”；另一方面，又积极渴望找到一种解决办法。
如蒲鲁东主义这般符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心理与口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因此才得到广泛的共鸣与感动。
“我一直坚信，哪怕再过百年，大仲马的作品依旧会被反复提及，至于那些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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