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这一首名为《清庙》的诗词，成于西周年间，作者不详，讲诉的是周文王带领周族入主中原后，姬氏后人在太庙祭祀他时的场景。“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前来祭祀的人特别多，都是有品德的人，文王的德训教诲永远牢记在心中。“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面对着文王在天上的英灵，无数人在太庙内奔走、操劳，行动如风。“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文王的品德是如此的高尚，无论过了多久，也不应该被世人所遗忘。
自从周族入主中原后，天道衰微、人道崛起。庙堂之上祭祀的对象，也由大商时虚无的自然神，演变成了更加具体的祖先神，周朝人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改变，会影响以后三千多年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之于华夏圣人孔子的崇拜，与西方人之于上帝的崇拜完全不同，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膜拜，体现的是一种敬畏，一种希望、保佑平安的祈祷。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膜拜，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学习，用孔子的言行不断鞭笞自己，最后成为一个像孔子那样的人。因此才会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宏愿。
中国人的仙、神同样不同于西方上帝、耶稣的虚无，他们都是一群很有人性的存在，在中国神仙谱中的每一位，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具体人物。如传说中的八仙，吕洞宾的放荡，张果老的顽固，中国人的神仙们，都是这么一群被放大了的可爱存在。
大商王朝时代，当时的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先祖乃是上帝身边的仆人，他们的意愿可以通过先祖，传达给上帝，这一点便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他们便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有传言，当周族的军队攻入大商都城朝歌的时候，商纣王却对此无动于衷，依旧整日溺在温柔乡中，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大商的家臣恳请纣王停止奏乐，召集四方军队对抗大周，可是商纣王却表示道，“我命由天不由人”、“关键时刻自会有神兵相助，驱逐周贼”，直到他被斩首的那一刻，依旧幻想着有天神前来相助的场景。
有鉴于大商灭国的教训，周文王认为，过于的迷信上帝、把国家的命运全部交给未知的天神，并不一定会让国家长治久安。反而因为一系列人事关系处理不当，会把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的世界观，便开始由天道，向人道转变。
老子所讲的道，所指的就是这个人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也曾言，“子不语怪、力、乱、神。”郑子产更是有言，“天道远，人道迩”，直接抨击天道，肯定人际间的道德规范。到了明朝时期，西方“天人两分”，最终发展成了近代的自然科学，而在中国，天道反而依附于人道，导致宋明理学大盛，所谓“以天时纪人事”皆是因此而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就是这么一群只认人、不认天的存在，所谓“民意即天意”，“人定胜天”，“人大于天”说法也即因此而来，与印度那种无限时空的从而人极为渺小的认知不同，在中国的哲学中，天不大而人也不小。万事万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内心的坚强，才有最后成功的可能，如果成天幻想于依靠那些虚无的人格神，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在《易经》的第二十九卦有解说，道：“像水奔流一样，胸怀坚定的信念，执著专一，内心才能不畏艰险而获得亨通，这种奔流不止、坚强刚毅的行为，必然被人们所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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