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历十九年（建隆七年）阴历三月二十四，契丹上京临潢城上京留守府大堂之内，上京留守韩匡嗣正与一众文臣武将举行军议，讨论如何应对周军北犯民。
根据探马此前得到的消息，周军一路北来，先后攻占了高州、松山州，并于六日前包围了永州。尽管在包围永州后，周军加强了对战场的封锁和对辽军探马的拦截，使临潢府这边无法得到永州战况的进一步消息。但以周军和永州守军的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韩匡嗣还是上京城内其他文武官员，都不认为萧达祥能够守住永州。而随着永州失陷，周军下一步行动无外乎两个方向。一是向西，进攻临潢府；一是向东，直扑皇帝春捺钵驻地长春州鸭子河泺。
虽说就难易程度来看，进攻距离永州不过三百里的临潢府应该是首选——长春州距离永州近千里。但就造成的影响来看，直扑长春州鸭子河泺，破坏掉春捺钵乃至抓获或者杀掉大辽皇帝自然远比只攻取一座都城的影响要大得多、轰动得多，对大辽的打击也要沉重得多。因此，就韩匡嗣本人来说，是倾向于弃上京城于不顾，即刻发兵东进，赶往鸭子河泺护驾的。只是一来囿于一时无法掌握周军动向，不敢贸然行动，以免中了周军的埋伏。二来，部分留守临潢府的契丹文武官员不同意在未接到圣旨的情况下擅离防地，将都城拱手让于周军。所以，虽经多次商讨，却依然没有拿出大家都满意且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以至韩匡嗣从各地调集而来的乡丁、属国军、部族军等近六万人马在临潢城外驻扎了将近十天却依然无所事从，只能焦急等待。
就在新一轮商议依然因为弃城还是守城的问题争执不下而毫无进展，韩匡嗣打算暂停讨论，待吃过午饭后再与守城派据理力争时，留守府的中军官却急匆匆跑进大堂，禀报道：“启禀留守大人，永州守将萧达祥在府门外负荆请罪、求见大人。”
听说永州守将萧达祥求见，韩匡嗣连忙吩咐中军官将其带进大堂——至于对方“负荆请罪”，在韩匡嗣看来乃是丢掉永州后的必然选择，用不着去理会。
片刻之后，中军官便领着打着赤膊、背着荆条，把自己五花大绑的萧达祥回来了。刚一进留守府大堂，萧达祥便双膝跪倒，喊道：“末将萧达祥守御不力、损兵折将、丧城失地，有负皇上重托、大人信任，今特来负荆请罪，听凭留守大人发落。”说完便以头触地，再不抬起。
一来，永州失守乃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来，萧达祥上身的累累伤痕以及裤子上的斑斑血迹说明其在逃回上京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苦战。再加上中军官将萧达祥带进大堂后，亦在自家主帅耳边轻声禀报随萧达祥同来的七八名兵士亦是人人挂彩、个个受伤，其中有两个伤情还非常严重，只怕难以活命。所以，韩匡嗣不但没有因为萧达祥丢失永州而责备他，反而亲自为其松绑披衣，“感动”得萧达祥是痛哭流涕，一个劲儿的请求上司再拔给自己一支兵马，自己要去和周军拼命，不夺回永州绝不回来见他。
萧达祥求战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不过韩匡嗣也很清楚面对强悍的周军，再给萧达祥一支人马也绝无获胜的可能，反而是白白折损自己的兵力——哪怕其此番是抱着决死之心去的。所以，韩匡嗣一面利用萧达祥这种决死的表现来鼓舞在场文武官员的军心士气，一面却对萧达祥好言安抚，要其不必着急，先将伤势养好，待时机成熟时再去找周军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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