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案件里，有人当场被捕获，审讯后承认自己是南京政权特工总部属下的“某个”政治组织的成员。蒲素在徐恩佐他们的交代里，也明显反映出了76号参与了这些暗杀和恐怖活动。
只不过，这三个人的经历有些不同。
《申报》馆的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1940年2月，是在之前的一次未遂爆炸案之后。恐怖分子使用了木柄手榴弹，造成了严重伤害，但所幸没有造成死亡。
第三起爆炸案是件古怪而又拙劣的手段。3月6日，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个华籍巡捕在汉口路与山东路的转角处发现3颗木柄手榴弹，手榴弹用报纸仔细地包裹着。
后来发现，这是汉口路309号(即《申报》馆所在地)隔壁屋顶一个中国人扔下来的，而手榴弹则一颗也没有爆炸。
有人推测，他们将手榴弹扔在那里，可能是想恐吓进出报馆的工作人员。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可能是为了报复一星期前，亲汪伪的《平报》社遭到炸弹袭击之事。
或者是因为《申报》就伪中央储备银行开设之后导致的当地财政状况的问题，发表了一篇尖锐的分析文章，才受到这一惩罚。
不管其真正原因是什么，这起**导致警方在附近增加了巡逻。并且就在当天，巡捕们当场擒获了一个21岁的“暴徒”和前伪警察，当时他正要向河南路与山东路转角处的一家报馆扔手榴弹。这个名叫田良的恐怖分子被逮住时，手榴弹的拉环还套在其手指。
田良在当南市和浦东的警察之前是个农民，一个月以前参加了陈私博的特工总部。在星期天的未遂炸弹案中，他与另两个同谋每人获得20元。而在星期一的袭击中，他获得了50元。这两次行动便是他为极司非尔路76号效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务。
假如说，炸《申报》馆的行动并未奏效，那么针对它的暗杀活动则颇为有效。黑名单最突岀的名字之一是金华亭，《申报》的中国编辑。
2月2日午4时30分，金华亭走岀爱多亚路的一家舞厅。有一个打扮得像是其保镖的男子趋前向他开了3枪，分别打在前额、腹部和右胁。金华亭立即倒地，死在人行道。
刺客是汪精卫政府特工总部的成员；而杀死《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和程振章的，也是伪特工总部的人。
当然，绑架更是经常发生。迄于4月19日，已有15名中国记者被南京方面的恐怖分子所绑架。其中包括《申报》的广告部经理和两份著名的hngqing报纸的编辑。
而报纸、法院、银行，这三个斗法最为严重的敏感地点，......
除了报纸之外，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原来是由常凯申政府任命的。
尽管敌伪方面想方设法使之丧失信誉，但是在战时首都迁hngqing之后，所有这些法官实际仍然忠于国民政府。而最为坚定者则是钱鸿业，他是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被认为是唯一一个敢于在法庭公正处理政治犯的法官。
1939年7月29日中午，钱法官被一个不知名的枪手暗杀在威海卫路与福煦路的转角处。很少有人会不去怀疑这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杰作。
同年9月，“76号”发给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法庭翻译和其他官员们一封信，署名“国民党反赤党”，其部分内容为：
“中国今天与日本之战已无希望。英国政府从中国撤走军队一事表明，他们已经认清了中国的真正形势。美国驻沪海军无力采取行动，或者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任何事情。与我们合作，共建中国的和平，结束这次血腥战争。我们敦促你们在一星期内向极司非尔路76号报到，你们将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假如你们不这样做，那么第三者将会加害于你们。”
这封恐吓信导致的结果是，法官们将北浙江路的法院当作了临时寓所。
1939年11月，法国将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的权力交给了南京政府，遂使南京当局对于法租界的不正当行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这也使得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们实际在单独对付伪政权的挑战。
敌伪的特工们采取各种手段，使得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们威胁法官和其他法院官员的生命，向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施加压力。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法国人移交出来的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的情况：最近的审判将一位可怜的汇兑店老板判了刑，因为他拒绝接受周呼海的假钞。
2月3日，星期，午4时30分，三个华人在虹口征用了一辆岀租车。车子驶过威海卫路的民事法庭时，他们扔岀3颗手榴弹，秘书处的办公室被炸坏。
出租车又驶往北浙江路的刑事法庭，在那里他们扔岀了3颗以手榴弹，但是只有一颗爆炸，建筑物轻微损坏。出租车急速驶往极司非尔路，三个恐怖分子在那里下了车。
与报纸之战的情况一样，炸弹的攻击不及对个人的袭击有效。1940年3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维震博士，在法租界华龙路自己家门口遭到5名持枪男子的绑架。
三月中旬，法官冯世德的家被4人的手榴弹所炸。与此同时，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审判长、检察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而3月2......
22日，两位法官则遭到未遂绑架，他们受到手榴弹和枪击，幸未受伤。这个时期，即使是法院办事员和秘书，也可能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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