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天还没亮，崇祯就早早的起床开始处理起了政务。
“岂有此理，朕没想到，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真是王则之写的。
这戏文里的皇帝问臣下要银子，求都求不来，可笑，可笑至极。
到了最后，这个无能的皇帝竟然自尽了，真是荒谬至极。
王则之到底想干什么？
话里话外的都在诅咒于朕，咒朕自尽，真是...真是乱臣贼子，该死。”
“皇上，皇上息怒啊，保重龙体啊。”王承恩小心翼翼的说道。
“狗奴才，事情已经查明，你还要替他说话，你也死有余辜，朕就应该把你千刀万剐了。”崇祯一脚喝翻了王承恩，拔出了天子剑，把剑架到了王承恩的脖子上。
“皇上啊，戏文不过是坊间百姓们的一点乐子，当不得真的。
再说晋王之死，实际上与王则之干系并不大啊，臣的麾下查实，晋王为了延续寿命吃了丹药啊，丹药为何物皇上难道不知道吗？”
明光宗朱常洛崇祯的老爹，就是磕丹药磕死的，要说崇祯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朱常洛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但却因红丸案而驾崩。
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就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
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
大黄相当于泻药。
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
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
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
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
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
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
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
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
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
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
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
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
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
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
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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