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自尽，此时淮南绝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效忠大明的，南方相对平静，在南京的官员，也已经做好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明太祖定的首都，虎踞龙蟠之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了皇位登基。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督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官僚机构，但南京的各衙门多为虚衔，留都握有实权的是首席大臣、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和袁圣贤就派人去告知史可法，左良玉等将领，太子已在关宁军中的消息，但宋献策后来又派人从京城传出假消息，说崇祯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一时间真假太子难辨，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太监、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出来监国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斗争。
史可法一边派教过太子读书的老师方拱乾、杨士聪，还有司礼监太监马朝进和东宫伴读丘志忠等人去吴三桂大营辨认太子，一边也加入了拥立藩王监国的权力争斗中。
当时，以血统亲近论，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王、桂王、惠王中，福王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继统更为适宜，而且桂王、惠王在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在伦序和地理上，福王朱由崧占了明显有利地位。
朱由崧的身世显赫，他是在万历帝时差一点被立为帝的福王朱常洵之子，十岁时朱由崧被封为德昌郡王，后来又立为福世子，李自成攻破福藩洛阳，杀了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和母亲邹氏好不容易逃出一死。尽管后来袭了福王的虚封，可那时天下大乱，朱由崧自然在洛阳站不住脚，只好四处流串，生活无着。破落王孙，在权贵眼里跟乞丐没什么两样。所以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内中隐情要追溯到天启朝时，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趁机报复，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等人。
这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就很关键。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
史可法一开始就想把他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掌握手中的权力。他从心底深处，就认为天威凛然的皇帝对重臣来说，不过是一个象征。史可法在南京被拥潞、拥福王各派人士弄得左右为难时，偷偷跑去浦口约见掌握三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跟马士英密谈，指出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他这个重臣，最忌讳的正是“干预有司”的皇帝。
马士英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地方军阀，他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既不得罪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又不影响自己掌权的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
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党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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