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但愿我这个没有多少带兵经验的人不要给这个团体丢脸才好。”
肖恩瞬间就拿定了主意。
“很好！荣誉军官团欢迎你的加入，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法兰克满意地点点头，他看了看已经黑下了的天色道，“最近城里不太平，在晚上你最好不要在外面溜达。”
法兰克放下窗帘，坐着马车离开了。
“按照规矩，不是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比如某个军官的婚宴上，把我引荐给一大帮职业军官吗？”
肖恩心里这样想。或许这位秘密警察总头子眼下正焦头烂额，在没有时间理会这件事，又或者是肖恩想多了。
显贵会议有了一些进展，至少在针对教会的问题是一致的，但看上去还得再开几天。
总的来说，加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还是皇帝，还是行政官员，包括显贵们，人们一想到财政困难，本能的反应就是加税。
争论的焦点在于加在谁的头上，以及加什么税，加多少。而帝国复杂的税制又加剧了争论，比如同样是盐税，在这个省属于轻税，在另一个省可能原本就是重税，所以你就不可能搞一刀切，来自不同行省或者代表不同团体的代表各有不同的利益。
京畿与外省的不同，边疆与内地省份的差异，北方与南方的分别等等，也包括传统贵族与金融资本的不同。
代表们拉帮结派，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争夺发言和表决的机会，赫尔曼公爵每天面对的就是一群乌鸦。
离开了会场，这些代表们也不会闲着，利用种种聚会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各种叫苦的陈情书雪片似地飞向卡洛斯二世的御案上。
皇帝理应与贵族是一体的，在国家困难的时候，贵族应首先站出来为国贡献，但现实是贵族总是阻碍着皇帝的计划。
相对来说，那些资产阶级就顺眼多了。
作为曾对经济和财政有些学术上的研究和贡献，肖恩也接到了许多邀请。
除了热那亚人同乡会这样的团体，肖恩在抽空拜访圣城大学校长帕尔默先生时，还收到了一些研究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方面的学者组织的沙龙的邀请，这些学者虽然无权无势，有足够的理性为帝国献言献策。
肖恩敏锐地发现，这些大学出身的学者严重脱离实际，他们以为仅仅依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不费劲地给复杂的现实社会来一场彻底而迅速的革新，这分明是一场大危机来临前的先兆。事实上他们毫无准备。
这些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天生具备理性，而另一些从事人文领域人士则表现出来的是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肖恩受邀到圣城一个知名的俱乐部——郁金香俱乐部进行一场演讲，题目是他自拟的《我们的未来》。
他的听众，有小说家、戏剧家、画家和音乐家，也有记者与政治新闻评论家。与大学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理想的学者相比，他们在思想上更加自由和活跃，甚至是偏激，你可以把这称之为热情。
当然也部分贵族和行政官员来到这里，他们与肖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活跃并愿意与自由派人士对话。
作为一名伯爵，肖恩当然要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因为这是政治正确。
在这一根本原则上，他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是讨好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诸位喜欢不喜欢，等级制度是国家的基石，如果这块基石产生松动，那么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我认为三级会议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参政议政形式，目前只有少数几个行省实施这一制度，这几个省份普遍较为安定和谐。扩大参政人员的来源构成，比如除三个等级之外的学者、律师、作家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至于农民、工人等等，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让他们承担重大的责任……”
“全国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施政原则，还有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相关税令，这是振兴经济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法门。我一向的主张是，必须充分调动各种条件，振兴经济，把财富这块面包做大，这样分面包的人也许个体的财富差距在扩大，但所有人都能比以前分到多一点……”
“当前财政的困难在于，我们一方面没有把面包做大，并且还千方百计地阻止将它做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决定了我们当前政治形态和体制的由来，当以蒸气机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的大兴时，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阶级形态和法令规范，甚至包括我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哲学……”
肖恩的演讲并没有什么震聋发聩，但也不是什么四平八稳。改革派看到了改革，革命派或者激进派看到了革命，甚至保守派看到谨慎。
肖恩则被来宾打上了“开明贵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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