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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
这是印在《狗十三》海报上的一句话。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2015年的国产片《黑处有什么》，与《狗十三》一样，它也讲述了一个女孩痛苦的成长故事。
有趣的是，《黑处有什么》把女孩的成长故事和一起连环杀人案并置，以谋杀的残忍来映衬成长的残酷。
这种并置很有意思，使得肉与灵的消灭互为镜像。
到了《狗十三》中，导演曹保平选择了另一种对位镜像的方式，即“人与狗”。
这种对位方式，肯洛奇在其名片《小孩与鹰》里早有示范。
片中的小孩与鹰看似是豢养关系，实际上小孩就是待飞的鹰，而鹰就是未老先衰的小孩。
只不过肯洛奇将焦点对准社会结构的不公，而曹保平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以温情之名对孩子行戕害之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狗十三》还有另一个名字《女孩与狗》。
片中的狗，就是女孩的另一个分身。
在面对狗所象征的“自我”的丢失时，这个女孩做了最后一番徒劳的挣扎。最终，她彻底失败了。而对大人们来说，她只是顺利长大了。
影片中的女孩名叫李玩，与堂堂和高放相比，她有着远超过同龄人的成熟。
她爱看《锵锵三人行》，爱听摇滚乐，爱读霍金的《时间简史》……
在堂堂和高放一个用买醉来告别、一个用纹身来铭刻他们的幼稚爱情时，李玩看似搅在其中，其实始终是个局外人。
导演曹保平也运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来营造李玩与周围空间的疏离感。
这个独立的女孩不可能像堂堂那样，早早便熟稔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并自愿成为默契的“帮凶”。相反，她必然要经历反抗，并最终以更惨烈的代价接受“长大”，以成就其天真的悲剧性。
影片中的李玩痴迷于物理学，却在父亲胁迫下改报了英语小组。为此，父女俩闹得很不愉快，于是父亲送给他一条狗作为补偿。
李玩给狗起名“爱因斯坦”，以此重申自己对物理的热爱。
由此开始，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替代性补偿”在影片中接连发生。
先是爱因斯坦不慎走丢，大人们没有去找，而是试图用一双轮滑鞋来补偿。
发现无效后，他们又买来一只相似的狗，并谎称是爱因斯坦。
最终，劝说无用，父亲终于大打出手，用暴力终结了李玩的“任性”，之后又承诺带她去看天文展览以示和解。
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内心真正的缺失一再被大人们漠视。这条漫长的“补偿链”被一次次偷换概念，渐渐成了一笔还不清的坏账。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大人眼里，孩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受委屈了哄哄就好。
但实际上，孩子的成熟度远高于大人的想象。他们什么都懂，只是大人们选择视而不见。
影片中，李玩在经历了找狗的绝望后，渐渐想通了，并用书中看来的道理劝慰自己：“在这个宇宙之外，一定还有无数个同样的宇宙，包含我们所有可能性的集合。这样，没有完成的事就会在某个宇宙里被完成，错误的选择也会在某个宇宙里被纠正。这样想，心里就会好受一些了。”
可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影片紧接着的一场戏，就是父亲对李玩的毒打。
明明一个孩子刚从深渊爬出，看见了一点光亮，大人却在毫不知情也无心过问的情况下，亲手将一切毁灭。
这才是亲子鸿沟酿造的最最残忍的事情。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观众会对影片中的大人感到愤怒。
但其实我觉得《狗十三》这部电影把握得很好的一个平衡，就是并没有把“大人”当做邪恶的对立面来看待。
相反，影片给了他们足够的理解。
父母离异后，爷爷奶奶是李玩实际的看护者。并且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他们对李玩格外疼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
而父亲由于工作繁忙，并且和情人有了新的生活，对李玩疏于照顾。但他绝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影片用短短两场戏为我们阐明了背负在父亲身上的隐形压力。
第一场戏是女儿终于恢复如常，英语考了年级第一。开车路上，喜不自胜的父亲对女儿唱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这场戏其实挺狠的，它让盘旋在父权之上的那团**阴霾无处遁形。而接下来父亲说，“不知怎么突然间想起这首歌来了。”
轻描淡写，惊心动魄。那一刻你会明白，对于成长在动乱时期的父亲，无形的暴力已成为他潜意识里的恶魔。
第二场戏是那场商务宴会，一桌子人说着奉承话，讨张哥开心。父亲一脸赔笑，说，“没有你张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话是句马屁，但也多半不错。要知道在中国想做成点事，不搞定关键位置上的人，是很难的。
这两场戏共同构成了来自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压力，通通施加在父亲的身上，使他无力也无暇给予女儿健康的教育。
也正因如此，爷爷奶奶的过渡疼爱也好，父亲的无能为力也好，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向李玩提出同一个要求：你要听话！迅速地听话！不假思索地听话！
这样，爷爷奶奶才没有白疼你；这样，你才学会了不让爸爸操心。
听话，懂事，长大。
这三个词在大人们心里构成了一条严格的因果链。
一个孩子如果听话了，说明他懂事了，而懂事了，证明他长大了。
听话、懂事，都是好词。但只要拨开它们温情脉脉的外衣后，就会发现它们的本意实在触目惊心。
听话是什么？听话是：你可以闭嘴了。
懂事是什么？懂事是：你得学会察言观色，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
而这两个词加起来又是什么？
就是片中被反复提及的那个词：伪善。
是的，这是大人们绝想不到、也绝不愿意看到的教育成果。可惜，他们的所有做法，却在逼着孩子往这唯一一条通向成人世界的路上走。
而这所有的教育成果就体现在，当父亲唱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女儿还要微笑着说“我觉得挺好听的呀！”
它就体现在父亲和情人生了昭昭却瞒着李玩，等到孩子生日酒席上，父亲把李玩直接拉到现场面对突然其来的真相，并隐隐向她传递一个信息：今天是个合家欢的好日子，不许闹别扭。好了，你可以开始笑了。
以及最后的最后，李玩得了物理奖被保送重点高中，庆功宴上并不知情的叔叔端上一盘狗肉。熏得黑黑的，毫无生气的狗肉。李玩犹豫片刻，一口吃下去，并笑着说了句，“谢谢叔叔。”
至此，一场成人教育终于走完了它全部的流程，而庆功宴就是所谓的“成人礼”。这场成人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格外残忍，是把那个已经“死去”的自我献祭给众人，用众目睽睽下的认输来换取成人世界的门票。
从此在大人们眼里，你才真的长大了。
你终于可以体谅那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的话语的分量，你终于可以在遭受委屈后迅速收拾好情绪向前看，你终于可以对一切内心无比厌恶的人和事，也报以难辨真假的微笑。
这一切正如你曾经可以因为好恶而拒绝一杯牛奶，而此后你将不再有同样的勇气去拒绝饭桌上递来的一杯酒。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长大？”
而大人们会说，“因为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
你看，冰场上的昭昭不是也在教练的冷眼之下，苦苦哀求却得不到拥抱吗？
是的，他也会这样长大。
所以不用抱有幻想了，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你听了这话或许不会变得开心，但是否因此获得了一点安慰呢？
如果是的话，那就无奈的接受吧。
《狗十三》是我近几年看过的最勇于直面现实的国产片，但它又并没有一味沉迷于说教或批判，而是以一种更审慎的态度表达了某种无奈。
影片最后，李玩在街上偶遇了走失的爱因斯坦，它已经在新的主人那里拥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贝贝”。李玩并没有上前讨要，反而说起，“还好它没有认出我。”
她依然相信爱因斯坦在另一个主人那里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对待。就像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自己，已经过上了另一种可能的人生。
之后，她独自走到街角，用力哭了一场，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镜头里。
画面一转，停在了一面墙上。那墙上贴着一张寻狗启事，已经被风沙啃咬殆尽。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仔细听，不是楼上的疯子学出的鸟叫声，也不是摇滚乐愤怒的嘶吼，而是一个成年人拍着你的肩说的一句话。
那句话是：“往后啊，这样的事情还多着呢。”
“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
这是印在《狗十三》海报上的一句话。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2015年的国产片《黑处有什么》，与《狗十三》一样，它也讲述了一个女孩痛苦的成长故事。
有趣的是，《黑处有什么》把女孩的成长故事和一起连环杀人案并置，以谋杀的残忍来映衬成长的残酷。
这种并置很有意思，使得肉与灵的消灭互为镜像。
到了《狗十三》中，导演曹保平选择了另一种对位镜像的方式，即“人与狗”。
这种对位方式，肯洛奇在其名片《小孩与鹰》里早有示范。
片中的小孩与鹰看似是豢养关系，实际上小孩就是待飞的鹰，而鹰就是未老先衰的小孩。
只不过肯洛奇将焦点对准社会结构的不公，而曹保平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以温情之名对孩子行戕害之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狗十三》还有另一个名字《女孩与狗》。
片中的狗，就是女孩的另一个分身。
在面对狗所象征的“自我”的丢失时，这个女孩做了最后一番徒劳的挣扎。最终，她彻底失败了。而对大人们来说，她只是顺利长大了。
影片中的女孩名叫李玩，与堂堂和高放相比，她有着远超过同龄人的成熟。
她爱看《锵锵三人行》，爱听摇滚乐，爱读霍金的《时间简史》……
在堂堂和高放一个用买醉来告别、一个用纹身来铭刻他们的幼稚爱情时，李玩看似搅在其中，其实始终是个局外人。
导演曹保平也运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来营造李玩与周围空间的疏离感。
这个独立的女孩不可能像堂堂那样，早早便熟稔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并自愿成为默契的“帮凶”。相反，她必然要经历反抗，并最终以更惨烈的代价接受“长大”，以成就其天真的悲剧性。
影片中的李玩痴迷于物理学，却在父亲胁迫下改报了英语小组。为此，父女俩闹得很不愉快，于是父亲送给他一条狗作为补偿。
李玩给狗起名“爱因斯坦”，以此重申自己对物理的热爱。
由此开始，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替代性补偿”在影片中接连发生。
先是爱因斯坦不慎走丢，大人们没有去找，而是试图用一双轮滑鞋来补偿。
发现无效后，他们又买来一只相似的狗，并谎称是爱因斯坦。
最终，劝说无用，父亲终于大打出手，用暴力终结了李玩的“任性”，之后又承诺带她去看天文展览以示和解。
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内心真正的缺失一再被大人们漠视。这条漫长的“补偿链”被一次次偷换概念，渐渐成了一笔还不清的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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