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
西元1921年12月24日，平安夜。
法租界，亨利路，法国梧桐差不多都光秃秃了。街对面的东正教圣母堂十年后才建造。马路这边有栋静谧的小洋房，虽不能与三年前被付之一炬的虹口海上达摩山相提并论，但也算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了。
深夜，街上行人稀少，不少欧洲人回老家度圣诞了。至于中国人，除了教徒之外，丝毫没有圣诞节的氛围，哪能比得上百年后的国人们Mrry Christs的热闹？
三十来岁的男人，中等个子，身穿大衣，头戴礼帽，敲响亨利路上的这栋洋房大门。
开门的是个江北保姆，客人摘下礼帽，说出一串浓浓的宁波口音：“鄙人常凯申，拜访齐先生与夫人。”
“几点钟拉？有事不能明天再来吗？”
保姆一脸的不乐意，常凯申便塞给她一块银元，用上海话说：“阿姐，帮帮忙嘛！阿拉有数！”
于是，保姆将他迎入客厅，沏了杯茶，便去通报主人。
上海的冬夜，寒意逼人，常凯申在暖炉子前搓手，张望窗外那只黑猫，猫眼如同核桃仁般放大，仿佛盯住了一只老鼠。
齐先生与夫人下楼来了。这对夫妇很年轻，不过二十出头的模样。先生穿着笔挺的蓝色军装，少校军衔的肩章，比常凯申高了半个头；夫人罩着一件白毛衣，皮肤近乎透明的白皙，齐刘海的头发没烫过，却有几分自来卷，眼眸闪着异域的琉璃色，就像窗外的猫眼。
不消说，一个是齐远山，一个是欧阳安娜。
这年夏天，他俩带着女儿九色，逃离即将开战的陕西。齐远山回到北京述职，受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接见，亲手给他别了一枚勋章，问他愿意到哪里供职？要么是去吴佩孚账下领兵打仗，未来或许成为一方诸侯，抑或留在京城的北洋政府，作为曹锟的左膀右臂。想不到，他选择说要去上海，愿意做北洋政府与上海租界的联络员。曹锟大为失望，但也未加阻挠，只说此子不堪大用。
其实，齐远山是为了安娜和九色，宁愿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
去年陕西之行，让女儿丢失了数个月，要不是秦北洋从天而降，至今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九色是在上海出生的，应该回到上海养育长大。何况安娜在上海有根基有投资，更易于立足与生活。而中国到处都在战乱，外国租界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君不见许多政治人物下野后都去了租界做寓公吗。
盛夏时节，齐远山与安娜回到上海，在法租界亨利路租下一栋洋房。安娜再也不想让女儿吃苦了，必须给她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还预定了霞飞路上的幼稚园与法国小学的名额。
齐远山虽然还是军职，却是个无所事事的闲差，终日待在家里陪伴妻女，看看报纸上军阀混战的新闻，站在中国地图前推演战事纸上谈兵。
倒是安娜经常出门，打理“达摩山伯爵基金”的投资事务——就算不为基金的主人秦北洋，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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