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一下个学期，同学们依然十分重视学习，课堂上的老师们也没有令他们失望。
教《电子电路》的老师，总是卡兹卡兹不停地写满整块黑板的公式，完全不顾课堂上一群一脸看不懂的表情。
有一天，他突然伸出一条生满白色舌苔的舌头，说：“如果没有欧姆表，也不用担心，可以用舌头来测量电子元器件的电阻。”
教《运筹学》的老师，习惯性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样子，举出各种实例来印证课本的理论，不遗余力地吹捧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他举过一个送外卖的例子，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卖员，要同时送出多份外卖，如果你学过《运筹学》，那就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用最短路径理论，快速计算出送外卖的最佳先后顺序，成为一个效率最棒的外卖员。是不是很有意思？”
教《经济学》的老师，每节课都天南地北侃侃而谈，嘴巴像音乐广场的喷泉，有喷不完的唾沫星子，从来不曾枯竭过，也从不着课本上的调。
学生们像围着喷泉戏耍的小孩，听着他的课，思维活蹦乱跳。
他说，他也写过一本经济学的书，学校却没有用他的书做教材，而是用了竞争对手——G市另一个理工学校老师写的教材。他因此一直对学校耿耿于怀。
在同学们眼里，这些老师代表着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崇拜。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在这个学期，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来了一个研究生刚毕业的女老师，权且称呼她为C老师。
C老师教《组织行为学》，她既没有教《管理学》的老师那么霸气外露，也没有教《电子电路》的老师那么思维敏捷，也没有教《运筹学》的老师那么自信，更不会像教《经济学》的老师有讲不完的案例。
在课堂上，她只是照本宣科，几乎是把课本的章节，逐字逐句，复读一遍给同学们。她的普通话发音很标准，无可挑剔，但同学们并不是来听播音员播音。
在那个阳光灿烂、凉风习习、花开蝶舞、草绿虫鸣，正是谈恋爱、打瞌睡的美好时光里，C老师沉闷乏味的讲课，让同学们深受瞌睡虫之害。
同学们在课堂上百无聊赖，索性在宿舍里睡懒觉，或者打游戏，不去上她的课。即便来到了课堂上，也是开小差看闲书，或者直接窃窃私语聊天。
眼看着教室里的空位越来越多，C老师却一点都不生气，也不点名。
如果这发生在大三、大四，甚至是在大二下个学期，同学们都求之不得，到处宣扬C老师的好，C老师体察民情，但却偏偏发生在大一，恰恰成了C老师的问题。
所以说，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多么重要，如同在正确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是何其困难。
同学们对C老师的教学方法议论纷纷，不满日积月累，与日俱增，终于像滚烫的熔岩突破地表喷射而出。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陈若明，他呼吁说：“同学们，C老师这样上课，跟我们自己有啥区别？再这样下去，这门课就要被她耽误了。我们集体把她换掉吧！”
他像秦末的陈胜、吴广跳到高台上，振臂高呼，揭竿而起，公开向同学们倡议换掉C老师，结果一呼百应。
讨伐C老师的“檄文”——请愿书，自然落在了陈若明的肩上。他义无反顾，利用晚自习时间，带着愤慨的心情，手写了一份“檄文”。
至于那篇“檄文”到底写了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同学记得，也无从考究。大概青春逝去，也随之一起下落不明，甚至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那篇“檄文”即便没有李斯《谏逐客令》的旁征博引，也没有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曌檄》的先声夺人，却也算是青春历史的见证，总归应该是悲天悯地、慷慨激昂。
当然，C老师所谓的“恶”，没有始皇帝、神龙皇帝那般罄竹难书，但同学们口中“误人子弟”这个罪名也不轻。
在同学们选出代表，把“檄文”交到学院领导之后，在课堂上，可以看出C老师努力尝试改变教学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学院领导认为C老师刚毕业，教学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希望同学们能够给她一段学习进步的时间。
以陈若明为代表的五班同学已打定主意，毫不妥协，与学院领导多次交涉，坚决要求换掉C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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