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的希望所在，正是李永发所担心的。
按照同清政府的协定，租界内的案子，如果涉事双方有华有洋，则由中国谳员与外国审官会审；如果案子只涉及华人，则由谳员单独审案。
即使有案子能牵扯到黄金荣，也不可能涉及外国人，按例只能由谳员来审。而且是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里，由负责法租界的中国谳员审判。这样能判得了他罪才怪。中国谳员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洋人对他们可谓是毫无影响力，要不然租界当局也不必念兹在兹的想要用政治手段来谋夺会审公廨的审判权了。
“法租界的谳员里，我们这边是一点路数也寻不到，不知是否可以请公董局里的董事出面帮忙联络一下。”电话里李永发说道。
“知道吗，现在租界里哪个案子最热闹？”高易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了个问题。
“呃……案子？”李永发虽然天天早上都会读申报，但他明显是个对政治、对实事完全不敏感的人，即使读到什么重大新闻，他也只当是故事看，转眼就忘记了。
“是《苏报》案，现在谁还有空来管黄金荣这些地痞流氓的事，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急着让他们去受审，先关个一年半载的再说。”
《苏报》本是一家经营性质的小报，于1896年创办，后因经营不善屡经转让。自从聘请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后，其文辞、思想、主张都激烈亢奋起来，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纷纷为其撰稿，不但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还刊登了《革命军》作者邹容的自序，和章太炎写的《序革命军》，以及章士钊亲笔的《介绍“革命军”》。
6月29日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说他“不辨菽麦”，并指责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
于是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清政府要求公共租界将章太炎、邹容两人逮捕，封闭报馆，并且把二人送京审讯，处以极刑。然而，清政府错估了形势，工部局董事会跟本就不吃它这一套。虽然由于受到来自领事团的压力，工部局逮捕了章、邹二人，并在7月1日查封了“苏报”报馆，但是却做出了不管本案如何判处，都必须在租界内执行的决议。而且对“苏报”报馆只是“查封”，并非清政府要求的“封闭”，是否封闭则要等到具体审判结果出来后才会“依法”执行。
而在一个星期前的8月5日，董事会针对清政府至今仍未对被告提出具体指控，而被告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已监禁了相当长时间，因此致函领事团，要求中国官方早日在会审公堂指定审理日期，并且重申，决不将被告向清政府引渡。
事实上，在这个案子上，领事团是倾向于清政府的，而工部局董事会却顶住了领事团的压力。这倒不是因为董事会成员赞同或者同情章、邹二人，而是因为董事会对于任何企图干涉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外部势力都不抱好感，甚至包括领事团，公共租界的董事会可不是法租界公董局那样可以随意拿捏的软脚蟹。
据高易所知，这个案子至少还会持续一年。最后，清政府被迫闹出了一幕一国主权政府为原告在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国公民的滑稽戏。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不但让清政府颜面全失，还变相为“革命”二字做了广告，以此为分界线，“革命”二字开始替换“改良”成为新兴知识阶层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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