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天地同皆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以汉武之才，不是不知道自己引来的是什么，但是他更加是一个皇帝，就像这世界汉武帝一样，他选择了黄老道门来对抗阴司，而不是让一切恢复正常。
也就是现在这世界的神道之学。
这一点，汉武帝永远是汉武帝，他一直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儒家有助于他集权天下，他便用儒家，黄老道门有了实用价值，他同样会用。
就像地球上汉宣帝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大汉帝国从立国之初到汉武帝晚年，上述三种哲学的政治代表在帝国权利中枢依次拥有表现自我的机会：黄老(即道家)盛行于汉初，应对帝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使命；而当汉武帝试图强力出击，全面扩张，儒家的‘积极入世’姿态，即获得帝国高层的一度青睐；但儒家肩扛道德大旗，固执而迂腐，对帝国领袖的行为方式不时提出规范、限制的诉求，迫使皇帝不得不寻找一种更便利、更得心应手的治理模式，于是盛行于秦帝国的法家再度崛起，经过一番技术化处理，最终为汉武帝实质性采纳，形成了‘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
汉宣帝对热衷于儒学研究活动的太子(汉元帝)极为不然：‘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一语道破所谓汉家制度“儒表法里”的实质：尊儒是表象，真正看家的法宝是法家，法家才是专制皇权倾心认同的‘老师’。
这个世界，由于引来了人道力量，取得祖灵相助，单纯的外儒内法，显然不再那么合适，为了应对万一的“阴灵害人”，在皇权的支持下，黄老道学同样是抗起了自己的大旗，并没有直接倒下。所以这个世界其实际上是儒、法、道，三家共同维持的。
儒家学说认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以告天地。
这满足了帝王的至高形象。
而法家，作为明目张胆的鼓吹极权政治与驭民之术、力主严刑峻法与民为敌的学说，因为能够很快的提升国力，也同样受到帝王的采纳。
至于黄老道学，汉初本就用它。到了汉武帝时，这世界起了偏差，引入了人道力量，所以董仲舒并没有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业。
不过完没完成，其实影响并不是太大。
毕竟汉朝其实在本质上是认同法家的，就是汉武帝他表面上排斥法家，是忌惮于秦朝的速亡，不得己独尊儒术。当时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很可能是墨家）就对刘彻有句大胆的评语：‘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一朝，打儒家招牌，行法家治术，挂羊头卖狗肉，虽说儒者居高位甚多，但政绩平庸。然而酷吏横行，严刑峻法为汉朝之最。中央集权体制在老董的推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狰狞，被灭九族的官吏百姓何其多就暂不统计了。仅巫蛊之乱，不但皇后太子两任宰相都死于非命，从官员到百姓上万人被杀。
祖灵之事，阴害之法。像罗家这样的家族多少都知道一些。
而现在罗名再这么一说，老夫人立即便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家族人丁凋零，愤怒不已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夫人，老奴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并不需要再对他们细细解释，作为这世界的人，陈福也明白出事，出大事了，当场便跪下，杀气腾腾地说道。
这便是分封制的威力－忠心。
21世纪的地球，人们常说人心不古，没有一点儿忠诚，这其本质上依然是制度的作用。
在分封制下，家中子(吏、仆生的后代)与主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自然是非常忠心，急主人之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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