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一份奏折，西太后默算了一下，这已是她这两日来第五次看见沈哲这个名字，沈哲使今年广东的新晋举人，年仅十五岁，无官无职，当然一个大清多如牛毛的举人是不能引起这么高的关注度的，而沈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功名而是在于身世。
第一次见到“沈哲”两个字是在前日早上从英国使馆送来的消息。对方说英国公使的一个翻译兼秘书约书亚·爱德华·洛克伍德要回国结婚，已于当日凌晨启程回国云云，这本是英国自己内部的事，之所以要和太后打声招呼的原因则在于约书亚并不是独身回国的，还带了一个叫沈哲的中国人到欧洲游历。
事情到这里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英使馆方面对沈哲身份的交代仅仅只是同治九年的举人，在太后看来，她虽然并不喜欢让国内的官员往外国跑，但只是一个举人又是一个汉人就算是死在外面于大清而言也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至少比外国人死在中国好办得多。
但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情况就开始趋于复杂化。先是从福州送来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八百里急奏，本来太后以为是台湾方面又出了什么事端，但从内容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说是奏折但看起来更像是忏悔书，总结起来就是说自己平日对子女们都欠管教，所以子女们时至今日都是碌碌终日，女儿找不到好人家，儿子一事无成，看得西太后是莫名其妙，心中盘算着似乎近几日没有接到沈葆桢的家眷犯了什么事的消息，是沈葆桢自己没事找事想自污，还是她的情报网出了什么问题，一向认为自己的内线任务安排得滴水不漏的西太后，此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失落。
按照大清一直以来的传统，通常在奏折的后半部分都会强调突出主要目的，这份也不例外，翻过一页，开篇一句就是“臣子哲，奉举人之禄，不思精忠报国，而私逐英夷去国，其罪无可加也，行径如是，非沈氏之徒，臣伏请太后重责之。”
很多年以后，当沈哲看到这份奏折的时候，不禁哂然一笑，中华民族永远造就最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永远可以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儿子，如果发展得不全面，不认这个儿子就可以了，也是够方便。
“臣子哲。”“逐英夷去国”太后看着这几个字，面色未改只是端着茶杯的手不禁颤了一下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她认为情况仍然可以控制，她当然不会按沈葆桢的启奏去治沈哲的罪，但她也没有必要为了沈哲的安全问题和西方交涉，英国那边爱管就管，不爱管就随他去，反正不管那份奏折是真情还是假意，他沈葆桢自己已经说了不认这个儿子了，那么朝廷这边更不用巴巴地贴上去。在这样一个西方关系相对平和的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国的技术要学，外国的武器要买，但是和外国人仍然是好掺和的好。
不过让太后没有料到的是，紧跟着沈葆桢的奏折，又有三本急件接踵而至，先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来为自己的学生说情，再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引经据典地说明他干儿子出国这件事，方法的确存在问题，但是精神是崇高的，最后是已报病回乡的毅勇侯曾国藩表明自己老师林则徐的外孙子不顾自身安危，只身赴英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朝廷应当赶快给他一个相应的头衔方便其在欧美行事。
这些奏章对应的主角不约而同地指向举人沈哲。
西太后看着并排摆在她面前的奏折眉头紧锁，自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上多出几条皱纹，虽然这一切在他的儿子去世后有所改变，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全部心思仍然在于如何保住同治的帝位和大清的基业。正处在叛逆期的同治饶有兴致地瞥了一眼自己的母亲，冷哼了一声，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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