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吐蕃先知
沈哲到山东的时候，他才是第一次深切的感觉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个好官，至少当一个让百姓爱戴的好官，实在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上千年的愚民政策下来，不管是民风多彪悍的地方，只要上面还给一条活路，那么他们不管有清贫也会本本分分的生活下去，如果朝廷又大发慈悲地给了一点好处的时候，那他们祖祖辈辈都会感念这一点恩德。
正如很多年后的林语堂所言，中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明明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却偏偏具有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沈哲看到渤海边上，那些挤上前往辽东半岛的帆船，灰头土脸却还不忘为自己“英明”的君主歌功颂德，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在自己没有来到这个时空之前，还是江南一个大都市里的普通学生的时候，他的一位对历史颇有些建树的同窗曾经这样感叹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著名暴君查理一世生不逢地——“其实查理一世也没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不过就是关闭了议会而已，资产阶级的那帮人就是难伺候，这样的皇帝要是在中国，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明君呀。”
沈哲当时就觉得，如果一介政府，可以让这个世界时除了北朝鲜之外（当然这是在21世纪那个时候）最为高层考虑，最体谅政府，以及对于最高领导阶层通常抱有美好的幻想以及感恩之情怀的群体，忍无可忍以至于揭竿而起，那么这样一个政府肯定已经是到了它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终点，而且若是不作出调整，想在任何一个国家生存下去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美国纽约曾经形容他们的城市为“ndithere,nditeveryhere.”而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他的上层阶级的形容则可以是“nntditthere,nntditnyhere.”
而在山东，他是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愚民政策的力量。毕竟在沈哲以前的那个时代，不管怎么说还是信息发达，什么思想理念都接触得到，受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各种传媒总会有一些愤青式的任务看什么政策不顺眼。但在晚清这样一个时代中，这一批人似乎并不存在，就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已经忘记了，当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的时候，朝廷是怎样地弃他们于不顾，避走热河，苟且偷生。
这些来自华北各省准备到东北的广阔天地里谋求生路的流民们也早已忘记了让他们丢失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山海关以外的蛮荒之地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他们现在记住的，只有朝廷体谅民情，放他们这些没钱没田的农民们一条生路，开了渤海的海禁，让他们去土地广阔的东北讨生活，将以前的每天通航一次，改成了每年就此，基本上除了天寒地冻的那两三个月，可以保证每月通航一次。
沈哲是三月初的时候接到诏书，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辽宁两处督办渤海海禁新政，接到诏书之初，沈哲还在考虑自己究竟去还是不去，要是不去，难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年纪不大，架子倒是挺大，保不准又让那些清流派抓住了他的这个把柄，大书特书，什么年轻气盛，什么难堪大任之类的，又都会毫不客气地往他身上招呼，而这种辞不赴命的事情他的义父李鸿章和湘淮军中的很多人也干过很多次，或是因为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或者是为了湘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过到了沈哲这个时候倒是没有了这方面的担心，而如果他再这么一效仿，那不是让朝廷觉得你们湘淮系的这些官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朝廷把你们伺候得太舒服了还是怎么地，这“抗旨不尊还”倒成了保留节目了。
但是沈哲不想去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他的初步设想现在已经悉数完成，而要是保险起见的话，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留在京城里多观察一阵子，而另外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一件事是此时已经到了同治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且不说按照正史来说年轻的同治皇帝载淳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就会患上“不治之症”，然后熬到下一年的年初就会撒手人寰，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日本会在不久的未来对台湾发起进攻，投石问路来打探清廷的态度，虽然这一年的战事是以日本战败而告终的，但是之后签订的《北京专条》可是一点儿都没让小鬼子亏着，反而还让前来谈判的伊藤博文从战败中找回了点儿自信。
可以说在沈哲所知道的那段历史中，就是因为近代中在于日本的交涉中这第一步走的不怎样才有了后来那么多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北京专条》的直接原因在一百多年后都没有解决，沈哲可不准备在重蹈覆辙。
就在沈哲左右权衡之间，同治皇帝载淳不是时机地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此次督察渤海海禁新策的任务，竟然是自他步入仕途以来就一直和他互看不顺眼，水火不相容的清流派的中流砥柱荀同庆。
沈哲起初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渤海这趟自己无论如何肯定是不能去，虽然不知道荀老夫子此举究竟意欲何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荀同庆所代表的清流派毋庸置疑是他这个洋务派的敌人。在对手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他虽然没有办法制定出一套详细的对应计划，不过还是可以坚持一个原则——敌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一定不要让它发生总是错不了的。
但是随后，有沈哲一手策划从清陵卫中分离出来的情报部门就可他带来清流派各位重要大臣的最新情报，而这些情报带给他的信息就是让他督察渤海海禁新政之事似乎并不是清流派内部的一致决定，或者说，这个决定根本就是荀同庆他老人家的一家之言，而清流派之中的一些栋梁人物对此非但不支持反而反对的呼声很好，只是碍于团队精神，没有立刻想同治皇帝进言反对此事。
这样的情况让沈哲觉得事情比预计的有趣许多，纠结之余，他的铁杆儿哥们——因为成功承包了“万国公国”的建筑工程而在民间名声大噪的章云平倒是在这个时候把沈哲给一语点醒。
比较具有人情味儿的章大老板认为，对于清流派的这些人，尤其是荀同庆这样的正人君子，沈哲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模式等效替代，比起以洋务派的价值取向来思考，用四书五经的传统思想来考量说不定会更为实际一些，因此，如果排除清流派的团体利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荀同庆大人的举荐，很有可能是因为沈哲先前去荀同庆的府上为皇帝载淳当说客的时候让荀同庆老先生对这位年轻的帝国新贵另眼相看。也就是说，荀老先生之所以会向朝廷举荐沈哲来督办渤海海禁新策事物，只是单纯的觉得沈哲能将这件事情办妥，办好，除此之外也再没有其他的目的，这也的确是很符合儒家“外举不避愁，内举不避子。”的思想情操。
沈哲听到这样一番理论，当时觉得有些不舒服，觉着这好像是转着弯儿地骂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转念想想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
而同治皇帝方面，倒是很想让沈哲接下这个任务，因为如果荀同庆的举荐是一个忠心老臣真心实意的为国着想所做出的决策而不是清流派出于一些政治斗争的目的想出来的以进为退的计策的话，这件事无论对于沈哲还是同治皇帝载淳都不失为一件好事。如今京城这边圣母皇太后流连于在圆明园那几处劫后余生的宫殿里过她的“安闲”日子，对同治皇帝的控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松弛期，同治皇帝虽然心中仍然有些余悸，不敢太不饱圣母皇太后当回事儿，逢有重大事务，隔三差五地还是要差人往圆明园送一趟，圣母皇太后批不批是无所谓，最主要是要走这么一个形式，让圣母皇太后明白，载淳这个当儿子的心里还惦记着她，虽然这些功课不能少，但是总体而言，载淳算是苦尽甘来，“农奴翻身得解放”。
而对于他母后的私生活虽也听见过一些风言风语，也不以为意，毕竟此时他的前途是最重要的，用不用为自己的老爹出头，那要看自己什么时候能有这个闲工夫再说，而载淳本人也并不觉得自己对这种流言的怠慢有多对不起自己的父亲咸丰，在载淳的心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烂摊子，说到底那也是咸丰皇帝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能把这个残局收拾出来那已经是够给他皇阿玛在大清的列祖列宗面前长脸的，要是以这个为代价去纠结咸丰脑袋顶上的那顶帽子究竟是什么颜色，那就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京城的形式在同治十三年可以说是开始一片大好，圣母皇太后的余威固然是尚在，但是好歹京城里面的老百姓已经知道了如今大清管事儿的人是紫禁城里面年轻的皇帝，而不是圆明园残留的那个小院子里住着的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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