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州人明经吴跃呜说：他的同乡老儒林生，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林生曾在神庙中读书，庙宇很宽阔，就居的人也很多。林生性情孤僻，对庙中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半夜，因失眠不困，他在月下散步，忽有一位客人前来凑他闲谈。林生正在寂寞，便请客人进屋，闲谈起来。客人谈话很有条理。闲谈中，偶然涉及到一些因果报应的事情。林生说：“圣贤做善事，都是没有主观目的而做成的。如果怀着主观目的去做，即使所做的事情合乎‘天理’其用心也就纯粹是属于‘人欲’了。所以佛家的‘福田’之说，君子是不谈论的。”客人说：“先生的话，纯粹是属于儒家的言论。然而，用来要求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则是不可以的；用来要求君子还可以，用来要求普天下的人则是断然行不通。圣人立教，无非是要人做善事而已。不能做善事的人，就诱导扶持他去做；不肯做善事的人，就用鞭子驱赶迫使他去做。于是也就产生了刑罚和赏赐。对于能因为追求赏赐而做善事的人，圣人就肯定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责怪他为了求赏才做善事；对于能因为害怕刑罚而做善事的人，圣人也承认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追究他为了逃刑才做善事。如果用刑赏手段驱使人们去遵循‘天理’，却又指责人们喜赏畏刑是‘人欲’，那么人们遵从刑赏会被说成是不善，不遵从刑赏也会被说成是不善，人们也就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做了。况且，既然把喜赏畏刑称为‘人欲’，而又使用刑赏手段，岂不成了圣人实际上是以‘人欲’引导人民，有这个道理吗？因为普天之下‘上智’少，凡民多，所以圣人的刑赏，其实是在为‘中人’以下设教的。佛家的因果，也是在为’中人，以下说法的。佛儒两家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意思完全一致。先生拿董子的谋利计功学说，来批驳佛家的因果理论，是要连圣人的刑赏主张一同批驳吗？先生只见僧众诱人布施钱财，说这就是行善，可以得福；不布施，就是不行善，必定有罪。从而也就误以为佛家的因果理论，完全是欺惑民众的。并没有了解到佛家所说的善恶与儒家没有区别，所说的善恶报应也与儒家没有区别。”林生对客人的这套论述不以为然，还想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这时，天已近晓，客人起身想走，林生执意挽留。客人忽然挺身不动，林生仔细一看，原来是庙内的一个泥塑判官。《阅微草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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