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道：“反对满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没有长时间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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