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的最后这月，除了张拱宸一事外，就没再有什么大事。
朱由校过得轻松自在，除了在南海子猎鹿，没事也老往坤宁宫跑，对母“子”两人呵护备至。
对他来说，每天能少些烦人的章奏，这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内廷各监、局的宫人们都是口口相传，这天启朝就要有第一位皇子了！
经过一番政治，东林党人起码在明面上已在朝堂销声匿迹。
说起来倒也奇怪，这帮自诩群贤的人老实以后，朝廷的乱象仿佛就此消失，一个多月了，也没见什么大的动静。
朝廷是这样，民间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启二年的第一天，可是一个好日子，许多出去种地的农户干脆也不出去了，就在家里等着消息。
不多时，一名官差开始沿街叫喊：
“京报开刊了！”
闻讯，几条街巷的百姓都是一下子动作起来，开始向最近的报房去赶。
一路上，偶有稍狭小些的街巷，就是个人挤人的状况，大家都怕去晚了拿不到。
其实啊，这自古以来小民看热闹的本性就没变过！
一听免费拿，全都急了…
无论看是不看，拿了就算去垫点什么，那不也是不用花自己的钱吗！
京报的事儿，朱由校早在那回猎鹿就和王体乾提过，也定下了改制的内容，却为什么还是拖到了天启二年？
首先，朱由校延续了唐代以来国报的风格。
但有所不同和进步的是，现在朝廷将印刷权和刊行权分开，并且增加了监察环节。
分开印刷权和刊行权，这能极大带动报房等一系列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工商经济。
至于监察权，则是确保各地报房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刷报纸，将舆论抓在手里。
在这个年代，有了舆论，你就有了一切！
朝廷会规定好每期报纸的内容，将印刷的权利交给各地报房，并由都监府衙门负责刊行。
印刷、刊行的全过程，都有当地督办司衙门负责监察，一旦发现有报房印刷出来与朝廷规定不符的。
轻则取消其印刷权，重则直接查封该报房的全国分号，将该报房中涉事之人逮捕入狱，抄家灭门。
万历四十八年，朝廷财政破产，倒欠了几百万两饷银，朱由校与内阁商议后决定，在京杭运河增收三成关税。
于此，新增了一个督办司衙门，专理此事。
运河关税增收，海商们倒卖丝绸、茶叶成本增加，闹起了不小的骚动，甚至厂臣的侄子魏良卿与十几个番子都客死苏州。
后来查到，据说是岛国海商之首李旦从背后推波助澜。
魏忠贤自然要为自己侄子报仇雪恨，即派番子前往苏州，捉拿李旦及其家人到京师下大狱。
但李旦这人久居岛国，就连家人也让他全部带走，番子们在苏州等了三个多月，望河兴叹，根本没见到人影，只好返回。
没办法，你东厂再牛，也不能跨国渡海，到日本去抓人家李旦的全族吧？
这事便也不了了之…
自魏良卿死后，各地新起的督办司衙门，全都移交给京师南镇抚司衙门，归锦衣卫掌管。
刘侨在任时，征收手段尚且没有什么，可自许显纯做了指挥使后，便是迅速撤换了一批心狠手辣之辈。
这帮人一上任，各地督办司的监察、征收力度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反正无论怎么样，苏州府在天启二年里的《京报》印刷权，是让“聚兴房”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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