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我回东泰电器厂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就在厂门口看到了钱雅雯。她一脸欣喜地看着我，忙问我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有去找她。她说还好碰到了周迷，知道了我在这里上班。我此刻恨得周迷牙痒痒。
她说她们明天就正式开学，今天已经买好了去重庆的汽车票，只能长话短说。她告诉我她带来了几本书，是自学考试用的，说如果努点力，两年内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后面还可以考专升本。
这不就是嫌弃我没文化，跟她有差距了吗？我有自知之明，但我本来就不想见她，谁叫她像阴魂不散一样要来找我的？这些话我肯定没有说出口，也许在脸上会刻画有内心的想法。只是她忙着说话忘了察颜观色。
她说她回学校后就会给我写信，让我也一定记得写信给她，她要下次放假回家的时候再来看我。直到她走的时候，我才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慢走！”
新年开工又是做清洁。有两个同事无聊，过来问我刚才门口的那位美女是我什么人。周迷抢过去答道：“那是人家的老相好啦！不但是美女，还是大学生，并且别人家里还有钱、有势——”她有意把最后一个字拉得老长，这话的味很不纯正。同事们听后又嘻嘻呵呵。不知是讽刺或是嘲笑，弄得我一脸尴尬。
工厂没有新的生产业务。我做了一周的清洁后，就向领导提出了辞职。领导很快就批准了。周迷知道我要辞职后，过来跟我道歉，说她做得不对，请我不要辞职走。我说我辞职是因为有了新目标，我要到广东去打工。
我没有说假话。春节回家知道幺爹去了广东时，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这次钱雅雯读了大学回来不就把我看得低人一等吗？等我挣的钱比她还多，她总不会再小看我吧。贫穷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深地刺激着我。要想摆脱这种状况，也只有走到经济发达的广东去闯一闯才会有机会。
离开厂里的头一天我收到了钱雅雯的一封长长的来信。她主要介绍了她们学校的情况，有哪些学科，和她喜欢的学科、喜欢的老师和喜欢的同学有哪些等，还讲了很多逸闻趣事。这些确实让我增加了对大家校园的理解，但也刺激到我原本就没念到大学的不平衡心理。信的最后她还很娇气地问了一句平时我有没有想她，记得给她回信的话。署名是“想你的雅雯”。
我有想她吗？有！但我只要一想到她就会让我痛下决定，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超越她！我反复地把信看了几遍后，还是狠心把它撕毁，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我把钱雅雯给我的那几本自考书籍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周迷，然后又去跟姨母做了个告别，就带着行李回到老家来。我原本以为我的这个行为会受到父亲的批评，没想到我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父亲就马上表示了认同。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没有钱还真不行。
我很快就知道了父亲的态度为什么有这么大转变。原来是春节期间，谭婶帮我到袁小丽家说媒，就让袁母给劈头盖脸赶了出来！袁母放出来的话大致意思是：她家的女儿天生丽质，就算找不到一个城里人嫁，也一定会嫁给一个有钱人。还无不讥讽地说有些穷光蛋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如果这此话在背地面说说也罢，偏偏袁母是一个喜欢闹腾的人，还是个大嗓门儿，很快就把这寒碜人的话传遍了整个村落，闹得沸沸扬扬。袁母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好像就是想以此为自己女儿打个免费的征婚广告似的。
这事儿闹得不只让父亲听到后心里不舒服，就连夹在中间谭婶也倍感尴尬和后悔，她们的姑嫂关系也产生了间隙。
我拿到幺爹江路寄信回家的地址，收拾了一包行李，从家乡到县城，从县城到重庆，再坐火车一路赶往广东。我怀揣着毕业证书，兴致勃勃。我想，此次外出打工，我一定会比那些没读过高中的打工仔们发展得更好。
江路信件上的地址是汕头一个小镇里新建的工业园。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我一眼望去，才发觉这是一个离城镇较远的荒郊野岭。工地上才修建起来的厂房或住宅，还是一栋栋残缺的模型。散布着的几台塔吊就像几个孤独的巨人，在慢吞吞述说着他们离乡的愁绪。当我走近工地见到众多工人们的身影时，才感受到一些人气。我见他们来去匆匆的样子，就像大雨来临前一群搬家的蚂蚁，永不停歇式奔走劳作。我感到这里跟我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缺少了生活的气息。
我一问泥瓦工江路，马上就有一个热心的老乡带着我去找。这与之前问路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些广东本地人普通话很不标准，交流起来非常费劲。
当看到江路时，他正在一个脚手架上砌筑砖墙，一身破旧、脏污的衣服，脸上、身上到处挂着好一滴滴的水泥浆。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惊讶不已，连忙把我带到他住的宿舍里。
他们的临时宿舍就是在建工厂的宿舍楼里的一个房间，但还只是个半成品。墙面简单砌了墙砖，到处隙牙裂缝，天花、地面还有预制板的板缝，墙面地面到处粘着水泥块，凹凸不平。靠墙的地方摆放着四个高低床共八个床位，从门口斜拉进来挂到床架子上的电线上吊着一个电灯泡，房间门就是一块木板做的。房间还随意拉两根绳子挂着几张乌黑的毛巾，床铺上除了随便堆着的脏脏的被子，还有横七竖八的衣物，地上四处摆放着鞋袜，烟头、方便面包装袋等垃圾随处可见，各种怪味交织在一起。
我撇了撇嘴说：“你们就住这里呀？”
“这里怎么了？这算好的了！你没见过有些工地的宿舍就是睡十几个人的大帐篷，在潮湿的地面上搭一块木板就睡人！”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在老家看到这些外地的打工仔回来，一谈到收入他们总是眉飞色舞，我总认为他们在外面也风光无限，却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环境如此不堪。
幺爹问我为什么不在县城里上班，要跑到这里来。我说还不是为了想多挣一点钱。幺爹说这里可是很艰苦的，要有心里准备。我看到这条件，也能理解到一点艰苦的滋味了。若是我当初知道在工地上班是这个条件，我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这时，我已经没有了退路。
幺爹协调了一个床位，把我安排在跟他一个房间住下。然后他又去找赵胖子帮我安排一个工地打杂的工作。赵胖子与我们老家邻村，也是幺爹的初中同学，他是这里的泥瓦工班组的包工头。因为泥瓦工都是三五个人为一个小组，幺爹是与刘师傅、刘师傅的老婆算一个小组，刘师傅和幺爹都是熟练的泥瓦工，叫做“大工”，刘师傅的老婆是做打杂的“小工”，一个“小工”刚好能供给两个“大工”的砌墙或抹灰工作。赵胖子就让我到陈师傅的一组中去打杂。陈师傅和他的弟弟小陈师傅、他的小舅子小郭师傅是“大工”，他老婆郭大姐是“小工”，郭大姐经常忙不过来，就经常会抽调小陈师傅或小郭师傅帮忙干一些“小工”的活，我加入他们一组里就可以解放两个小师傅让他们一心干“大工”。
赵胖子的安排看似得当，但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的问题却只有我知道。
他们是干的计件工作。施工完成一面墙，就按这面墙的面积套上相应的单价，就是他们的工资。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工作特别拼命。当然他们为了完成更多的数量就会做得比较毛糙一些，需要让“小工”花更多时间来打扫“战场”。郭大姐会把做清洁的工作包揽下来一个人干，而其它的重体力活就基本上落到了我的肩上。砌筑砖墙先搬运红砖。先把红砖一块块放进斗车里，这时郭大姐会跟我一起搬。然后我要拉着满满一斗车的红砖到作业区。起初时在斜坡的地方郭大姐会帮我推一把。但后来陈师傅他们催材料催得紧，为了赶时间，我就一个人拉着斗车跑着冲上斜坡去，所以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在拉材料。到了作业区我还要把红砖从车斗里一块块堆放到陈师傅他们施工的脚手架上。我比郭大姐个子高，理应由我来干。
工作就是这样无休止地重复，推着车跑过去、跑回来，把材料搬起来、抱上去，还一直被催促要赶紧、赶紧！我的两只手臂很快就酸痛难当，腰部和大腿也酸软无比，整个身体严重透支。
我在农村也有过体力劳动的经历，并不是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但农村的劳动是没有人监督和强迫你干的，想休息就可以随时休息。并且我在农村劳动苦了、累了还有父亲帮我顶着。而在这里我却只能自己独自承受。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
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我脱下手上的那双破烂不堪的手套，在水龙头旁边与工友们排队洗手。工地上一天只发一副手套。其实这只手套只能用了半个小时就会被磨破，后面就只能把手套翻个面来戴，再后来又左右手交换使用，最后手套就没有了任何保护作用。伸出手来，手套没破的地方已经被湿手套泡得很白净，而五根手指，以及大拇指到鱼际肌的位置都是乌黑不堪的。有些地方被粗糙的砖体磨起血泡，有的血泡已经又被再次磨破，还有的地方有划伤或挂伤。洗手时会抓一把混杂着洗衣粉的锯木粉在手上，然后打湿水揉搓。身心的疲惫已经让我忘记了伤口被碱性洗衣粉刺激下的疼痛。冲洗一遍后发现没干净还要再抓一把锯木粉来洗第二遍。我已经不关心手有没有洗干净，我只想早点去吃点东西，早些回去躺下休息。
江路问我是不是很累。我点点头：“嗯。”在工地上我不再叫他幺爹。他让我就叫他名字，说在人多的时候更能分辨是叫的谁。反正他只比我大三岁，不叫幺爹也好，免得让外人把我看低。但我为了省事儿经常把他的名字也省了。
“你才来没几天，现在还在适应期，肯定会觉得辛苦，时间长一点习惯了就好了。”他安慰我道。
时间长一点是多长？我心底在打鼓。但既然事已至此，别人都能干过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那不服输的精神劲让我立刻又振作起来。
每个工友都端着一个盛着饭的盘子在窗口排队等候打菜。给大家打菜是个年轻女孩，大家都叫她小慧，听说她是工地上项目经理的小姨妹。这个食堂是项目经理的家属承包下来的，他们都是四川人。那时候重庆是四川的一个地级市，大家都互称老乡。也就是这一年夏天，重庆正式变成直辖市从四川分离开来，但川、渝两地的打工仔们仍然相互叫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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