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诏”事件，可谓是一桩历史“迷案”。
史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称接受献帝密诏，与种辑、吴硕、王服、刘备等人密谋诛杀曹操，事败，除刘备之外，其余皆被曹操处死。这件震动当时汉朝朝野的大事，是汉末三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曹操借此一举铲除了汉廷中几乎所有的反对派，从而完成了对大汉话语权的掌控，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帝国“代言人”；而长期蛰伏于曹操羽翼之下的刘备则据徐州反曹，由此正式与曹氏集团决裂，并拉开了曹刘两家几十年“决斗史”的序幕。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各路史家在叙述时却产生了相当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汉献帝究竟有没有授予过董承等人讨曹的“衣带诏”。因此，关于“衣带诏”的真伪，一直都充满了争议。那么，“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究竟如何？那封所谓的“讨曹诏书”，究竟存不存在呢？
上图_刘协（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汉献帝
史书用字的推敲
我们先来看正史在谈及这一事件时的描述：
“（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后汉书?献帝纪》）
“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可以看出，《后汉书》在记载此事时的用字十分肯定，“受密诏”三字直接点明董承等人接到了汉献帝要求诛杀曹操的密诏。然而，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作者下笔却显得有些含混不清。前者一个“辞”，后者一个“称”，都表示董承只是自己声明得到过讨曹密诏，但其是否是由献帝授予则未作论断。
上图_董承（？～200年），字号不详，冀州河间人（今河北省献县）人
我们知道，史学家在作史时，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客观、写实地还原史事。受其所处时代、舆论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即便是再秉笔直书的人，其作品也难免会被打上鲜明的“环境烙印”。
《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时期，而南朝宋的统治者恰恰以汉室后裔自居。南朝宋时有一部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就满是对曹氏集团及曹氏父子的各种明讥暗讽，著名的“七步成诗”便出自于此。在这种大的舆论氛围下，《后汉书》所持立场也就可想而知：曹操受封魏公、魏王，无论是程序还是事实进程上，都有来自献帝明确的廷议、策命和诏令。
但范晔在《后汉书》中均记载为“（操）自立为魏公”“自进号为魏王”。很明显，范晔就是要用这样的表述，来抨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贬损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在成书早于《后汉书》的《后汉纪》（东晋袁宏著）中，便表达了和范晔完全不同的意思：
“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后汉纪》卷二十九）
上图_《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可见，就“衣带诏”这件事来说，笔者认为《后汉书》作为史料的参考价值不比上《三国志》。要知道，司马光的治史态度之严谨是世所公知的，其组织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对治国平天下具有深度借鉴意义的“帝王之书”。因此后世学者普遍认为，从对真实性的追求这个角度来讲，《资治通鉴》在传统史书中已经做到了极致。
而在选择“衣带诏”的相关史料时，司马光摒弃了《后汉书》之说，而取与《三国志》相似的措辞，其对“衣带诏”真实性的态度由此可知。《三国志》《资治通鉴》以含混不清的用字所表达的，其实就是认为所谓“衣带诏”，是董承自己“炮制”的，与献帝无关。
上图_《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当事人的证据
当然，前文所述的通过对史料用字的推敲，并不足以作为有无“衣带诏”的决定性证据。那么，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以使我们能够看清事件的本质呢？
我们知道，这种“衣带诏”，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假设其真的存在，董承等人事泄后，出于自保或保护献帝的考虑，首先要做的就是销毁此诏；即便其没有被董承等销毁而是抢先被曹操获得，那么此诏明显不利其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所以在处理完董承等人后，曹操也是要销毁这封诏书的。而参与此事的人，除曹操外，均被处死；曹操自己对此事的论断或说法，自然也不能让所有人，或者说至少让那些心念汉室的人服气。
董承已死，曹操的话又不能信，那么还有谁的言行可以用来断定“衣带诏”的真假——当然有，那就是在这一事件中躲过曹操屠刀的刘备。
上图_曹操（155年－220年），魏武帝
无论是《资治通鉴》里的“与刘备谋诛曹操”，还是《后汉纪》里的“承与刘备同谋”，不难看出，刘备是这一事件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因此假定真有这么一个“讨曹诏书”，那么作为“受诏反曹”的骨干，刘备肯定对诏书的内容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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