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后遗症终于在二月二日总体爆。
两日前,东北军主要将领——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得知内部矛盾随时会激,立即从兰州乘飞机赶赴西安,同时准备与中央派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举行谈判,进一步落实中央决议并商定执行时间。
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则支持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意见,但杨虎城自身对支持张学良倾向于中央的东北军干将缪澄流、刘多荃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赞同武装斗争到底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谋求利用于学忠代替主张和平谈判的东北军大将王以哲,寄希望于保持中立的于学忠能够返回西安,率领东北军,与步步紧逼的中央军决一死战。
耿直的于学忠在日寇不断增兵东北、华北的严峻形势下,根本不愿意生东北军和中央军的内战屠杀,回到西安后,便明确表态,不赞成主战派的意见,并重申自己的立场：少帅未回之前,支持王以哲代理东北军总司令职务。
杨虎城与一干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大吃一惊,因此在西安城王以哲的官邸结束双方高层会议后,大失所望之下,破罐子破摔,纠集军中主战派,秘密商议,再来一次兵变。
主和派显然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不管少壮派如何蹦跶,如何叫嚣,只要牢牢地控制和把握住前线部队,事情就会获得最终的圆满解决,这也是张学良给予东北军将领们的意见。
杨虎城在得到共产代表"共同进退”的承诺之后,把两军最高会议协商好了的和平通电压着不表,而主张打一下再寻求和平。东北军主和派将领则认为杨虎城是别有用心,不照顾东北军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同室操戈,企图通过起大规模内战,来消耗东北军和中央军,借以从中渔利。
东北军内部的会议转到于学忠的官邸继续进行,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的高层将领,再次主张按照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的中下级少壮派军官,却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陕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玉石俱焚。最后会议不欢而散,矛盾一触即。
二月一日,急进的东北军少壮派将校率先难,利用掌握西安城警卫部队的便利,派出一个团兵力,包围了于学忠官邸。何柱国勃然大怒,痛加呵斥,最后以"军法从事”相威胁,才让少壮派撤兵离去。
至此,东北军内部分裂,已经难以避免。
东北军中大将蒋斌是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保定军校毕业,在奉军中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2年8月,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协助张学良做了大量工作。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任命蒋斌为"剿总”交通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张学良命令协助王以哲统兵,是目前东北军中排在王、于、何三人后的第五号人物。
二月二日清晨,孙鸣九派人找到蒋斌夫人,勒索十万大洋,扬言交款才能放人。事后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杨虎城、东北军少壮派出席的军事会议散会之际,蒋斌就已经被孙鸣九党羽挟持入汽车,先藏在西安城内,后又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中。
二月二日上午,兵变突,城中少壮派率领数千官兵迅行动,西安城全城大乱,枪声大作,袭击得手的少壮派统率的军队控制了全城,孙鸣九下令杀害了王以哲、西北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等将领,随后孙鸣九亲赴城门楼,把蒋斌拖出小屋,责令其交出兵权。
蒋斌临危不惧,怒斥孙鸣九动暴乱,并对他出最严重的警告。孙鸣九闻言恼羞成怒,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蒋斌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蒋斌生命力极为顽强,仍在挣扎呻吟,没有即刻死去。杀红眼的孙鸣九竟然下令,将蒋斌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警醒较快的何柱国因及时躲避,堪堪逃过一劫,而东北军重要的两名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蒋斌中将命丧黄泉。
失控的少壮派军队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各派别特务机构趁火打劫,扩大混乱,西安商户十室九空,除安家军守卫严密的西南银行外,中国银行、西安边业银行均惨遭洗劫,若非守卫官兵坚决抵抗,损失将难以预料。
骚乱与抢掠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掌控卫戍重任的杨虎城却没有任何作为。
王以哲等将领死难的消息传到前线,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敉平暴动,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师先作,以绝对优势,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一〇六师也宣布效命南京,拖离西安军政府。紧接着,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各部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派军官,将炮口对准了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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