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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凌当然知道那“佛宝博物馆”的收费方式是不对的，上莲村的公厕、饭店、小卖部和土特产店的价格，都是外界的好几倍。
他认为，如果不是在报纸上这样宣传，如果不引起游客们的争议，那么，外界对上莲村的关注，必将如同夜里的昙花一现，虽然可能关注一时，风头过后，依然是该咋样咋样。譬如他方凌，在归安县连出两次风头，风头过后，一旦淡出人们的视野，记得他的人则会很快减少减少，直至完全没有人记得他的存在。
所以，他知道，人们看到报纸那条新闻，有所了解的人，不足万分之一的人会真正关注那部佛经，其他的人，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是被那离谱的价格水平给吸引了眼球。而这吸引了眼睛之后，才会有了基本的关注与了解。
如果没有那离谱的价格，说不定，那则新闻仍只是一则在角落里被读者看过就忘的过眼云烟。
方凌已经被逼的没办法了。他要做出他的成绩，他要改变上莲村，乃至整个莲花乡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事只是个开端，咬牙坚持下去，就会出现转机！至少，要坚持到释明远大师的前来！
当然如果全然把方凌看作一个一心为公的人，也是不确实的。方凌作为一个进入公职机关还没到半年的人，还没有那“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只是觉得上莲村的村民和病人们过得苦，要必变这样的现状。而他也认为，如果上莲村发展好了，变化大了，百姓们满意了，自己升迁上位的机会也就大了。
他要做出确确实实的政绩出来。
方凌是个很聪明的人。在佛学院里，他的聪明与才华已经如同立于布代中的锥子，不可掩盖地显露出来。他对于佛学与权力关系的思维与大多数学院学生和长老们并不一样。学院的长老们还是坚持禅宗的那种理念，认为既然出家，以宣扬佛学为生平已任，那就不应该贪恋尘世权位。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官位上的官员，在面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等种种诱惑前，完全把持不住自己。更何况华夏整个官位体系当中，对于宗教人士担任官职，尤其是极为重要的官职，仍有诸多限制制约。
方凌还记得广证长老曾经以史为鉴，讲过几个故事。吃饭的时候，看何月对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仍存在不解，他便把这几个故事讲给同桌的何月甄雪等几个人听。
禅宗四祖，道信禅师，在黄梅住了30余年。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皇帝三次下诏，要请道信禅师进京，准备赐予其名位和荣华富贵，甚至有意赐其国师地位。但道信禅师对权位并不眷恋，重视本心清净，不愿一颗佛心沾污染秽，都以生病为由婉拒。唐太宗多次被拒，脸上无光，却又更加仰慕道信禅师，不忍放手，于是便又派人传话：如果人若不能去长安为官，则取其首级去长安。无惧威胁，道信还是不去，他把脖子一伸，伸向皇帝派出人员的刀下。唐太宗听到这消息后，很是感叹，就随意给了些赏赐，不再勉强。
另一则故事是讲僧肇禅师的。他是晋时高僧罗什的弟子，很有名气，其“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偈语在禅林万古流芳。晋帝符坚，听到僧肇的名气，认为是他个安邦定国的人才，就从劝到迫，要他还俗为臣。但是，僧肇禅师就是不肯，因此被捕，百般利诱威胁仍不改其志。符坚大怒，为其定刑，以死相逼。僧肇还是不肯妥协，唯一的要求就是迟缓七日执行，让他写完《法藏论》一书。书完成后，临刑前，他留一遗偈：四大非我有，五蕴本来空；掉头挨白刃，恰似斩春风。
何月听得一头雾水：“这两个人说是高僧，我怎么觉得像是白痴？”
方凌说：“不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服务，甚至以死相抗。这样的事，如果放在现代，你试想一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这是禅宗对待世俗权力的见解出现了偏差。我的理解是，只要有一颗为民行善，为民做事的心，身处官场，亦是修行。”
看看何月有些茫然的眼神，方凌无奈的一笑，“对于你的智慧来说，这些太高深了。但是广证长老明白我，他从我的性格中看到了我要去做的事，他非常赞同我的佛法千般不如一个馒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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