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罗叔的聊天使格桑对活佛有了新的了解，临了，罗叔送给格桑一本手稿。
“格桑，这是我用这十几年的时间跑了七八次草原，走访了数百人才整理出来的，我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给活佛正个名，他是个好人，是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活佛，活佛与我有恩啊，我爸爸当时被错误的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在你们那里抬不起头来，造反派还让我写大字报揭露我父亲的反动行径，让我和父亲划清界限，永远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说，那样做我还是个人吗？所以，我在你们那里呆的时间最长，我是最后一个返乡的知青，你看见我胳膊上的伤疤了吗？就是他们用木棍夹的……那个时候藏区识字的不多，他们白天整我，晚上又要我帮他们搞材料，写大字报。说来也是缘分，我这个冥顽不化的狗崽子有幸和活佛一起接受批斗和改造，我们一起劳动，一起挨批，我很同情活佛，他是被冤枉的，就在他们审问活佛时我就在边上……他很有骨气，是个爷们，我们一起聊了很多，他是用户中央的，他没有参与反革命叛逃活动，那时他去布达拉宫是参加佛事活动，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只是那样的年代，真正敢站起来说话的没有，喇嘛们有作证的都被批斗了，还*迫他们还俗……不说了，不说了，你要是有时间就看看这些手稿吧，上次去草原，我遇到了一位故人，他说你是活佛的转世灵童，我很欣慰，活佛后继有人了，格桑，别光顾着赚钱。”罗叔拉着格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格桑一遍遍告辞，罗叔一次次送到门外又拉了回去，这对忘年交恨不能将时间停滞。
罗叔至今未婚，他是在下乡那年和一起的一位姑娘偷偷相爱了，那位姑娘很漂亮，也很能干，为人正直，善良，在一次晚上开会之后，革委会主任留下了她，说想让她牵头搞广播站，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位要求进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姑娘就这样单独和革委会主任留在了办公室，等她出来的时候，乡村的夜已经很深了，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落荒而逃，来到宿舍，同伴都已经熟睡了，她悄悄的躲到门后，草草写下了几行字之后就跑到村口的井旁，入冬季节，滴水成冰，她扑通一声跳到了井里……
当村民发现女知青死在井里后，一边打捞，一边向革委会主任汇报。
尸体停在了知青宿舍的小院里，罗叔找来干净的衣服，求人帮忙换上，当人们看到尸体上抓伤的手印后，立刻有人举报她和罗叔有奸情，主任义愤填膺的当场谴责了罗叔，并当场宣布对其进行逮捕。
女知青含冤离世，老罗叔锒铛入狱。
万幸的是，当时县革委会有一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没有把老罗叔判刑，只是让他回农村劳动改造。
这些事凡是年龄稍大点的人都知道，格桑小时候就喜欢和老罗叔一起玩，格桑能坚持上学，就是父母听了他的话。
格桑有一个想法，聘请老罗叔回到草原写点东西，为那些在那个年代不幸屈死的人九泉之下得到些许安慰，也让人们永远不要轻易忘记那个疯狂的年代，华夏大地上再也不要出现类似的怪现象。
雁南对那样的年代没有任何的记忆，所以在格桑和老罗叔聊天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在听传说故事一样，觉得不可思议。
两个人回到酒店，雁南放好了洗澡水，洗漱完毕，雁南躺在沙发上看肥皂剧，格桑则迫不及待的打开老罗叔的手稿认真拜读，字里行间流露着老罗叔对藏文化和宗教的尊重，不溢美，不贬损，尊重事实，几乎是对事件原貌的一种复原，而且，每一个人的谈话，都附有本人的签字，以及时间、地点、在场人等情况的详细记录，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格桑想复印一份留给大喇嘛，至少应该让宗教界对活佛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官方的“平反”文件太过简单了，格桑从手稿中找到一份当时县革委会做出的“决定”，只有短短五十来字，其中光口号和单位名称就占去了一多半，管用的只有一句“xxx同志现行反革命的决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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