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等咖啡凉透了的时候才喝下第一口。我承认有点苦，但还到不了难以下咽的地步。我记得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的入春下午，也许是春夏之交的温暖的午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木香调气息。在那个被柳树和香椿以及色泽黯淡的月季共同调制的熟悉气味的年代，闻到一些别样的气息总是让人充满怀念。我在最富青春活力的年纪，脑子却被无数消极的念头填满。比如旷课、自残、撒谎以及整日不语。那时我热爱夜晚，享受午夜时在被视为堕落之源的灯红酒绿，以及用恐怖影片的剧照唤醒衰弱的精神。
我经常穿一件白色睡袍。在对睡衣还没有概念的时候，我就喜欢宽松的衣服，在宽松的衣服里寻找一种特别的心理安慰。我远离学生宿舍，住在距离中学约一公里外的简陋公寓。住在哪里不值得关心，因为即便我住在学生宿舍，我和舍友们也无话可说，如果一定要说什么，不是废话就是谎话。多年前我无师自通学会了说谎，但却不清楚说谎背后的心境，在那之前的一年，我跟毕荔隔着两个城市通信，我们的感情时冷时热，她的眼睛是我无法断绝这份感情的重要理由，有时我怀疑自己只是不甘心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我打开昏黄的壁灯，摊开她寄来的信，一连串短句子如同一杯温开水一样读过或者没有读，因为里面的字句既没有内容也缺乏感情，甚至难以根据那些文字去想象她那双灵动的眼睛。只感觉她像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站在书桌前擦拭水壶和茶杯。“我读过你写的信了，反复读了两遍，又让我的同桌和一个要好的朋友读了一遍，我们像是坐着汽车沿布满月季花的公路做了一次旅行。如你所说，两边是线条柔和的丘陵，山间有放牛的孩子，眼角还沾着黎明凝结的水雾，后座有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浑身散发着酒气真搅扰人的兴致。可是我到这里就在也想象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旅行，每次出门买完东西就急匆匆返回家里。我单薄的感受无法浇灌这张信纸，况且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值得跟你说的话题，除了这个让人麻木的雨季……”写到这里，她就匆匆收笔，仿佛写信本身比潮湿的雨天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有过两次私下的见面，但并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单纯的偶遇。我在一家书店里寻找福楼拜的《慈悲·圣·朱莲的传说》，虽然我很清楚学校附近的书店断然不会出现这类冷僻的小说，但我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去找，况且也不是非要这一本，如果有略萨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或者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那就再好不过了。当然我很清楚这些想法都是奢求，能找到一本《岛在湾流中》就该谢天谢地了，因为放眼望去，大部分名著都被故意删减裁切过，有些小说则是童话的改版，即便是老掉牙的故事也要用不伦不类的彩色插画包裹起来。完全没有动过手脚的只剩红楼梦和朝花夕拾。我失望地准备离开，她却正背着书包走进来。我又装作意犹未尽的样子在书架上继续挑挑拣拣。我们开始放肆地对话。然而在听到她第二个问题时我的心就凉了一半。她说你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模样。可是我并不是愤世嫉俗的人，我只是有时候不那么顺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作息习惯。况且我不那么顺从也不是因为我要同它对着干，而是我认为一些集体主义行为毫无意义——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或许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服从性；至于作息习惯的差别，完全是因为我有顽固性失眠。我们的对话到此戛然而止。离开书店的时候，她似乎有叫住我的打算，动作已经做出来了，她向我的方向伸手，但自尊心阻止了她，况且我们确实无法再攀谈下去，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变成了论证对方有错这样的零和博弈。
另一次是在晚自习结束后的夜色深沉的公路上。我在两个街区外的亲戚家闲置的一处木屋居住。她在另一个方向的居民社区。我们本来没有可能产生交叉，但这一天很反常，我们居然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相遇了。她说她被告知我离开这所学校，但找不到机会跟我说点什么，我为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温情而颇为感动，但我拒绝透露我离开这里的原因，因为你憎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位路人甚至每一阵风都会成为你离开这里的理由。我点了一杯咖啡。把两袋糖都倒了进去，又用面包片蘸了蘸。她说怪不得你睡不着，晚上居然还喝咖啡。我被咖啡的温度喝退。但苦味一点一滴渗进我的胃里。直到完全适应了咖啡的苦味后，我才说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一幅速写，我是不会来买咖啡的。她追问是什么速写。我说是一套小人书的插画。我把书包里的稿纸递给他，稿纸正面是铅笔速写，背面是一连串音符。这一次我们的交谈格外愉快，像是久别重逢又心心相印的老友。她说有时你像个艺术家，凭借感性做事，有时又像个哲人，对花谢絮飞之类的琐事也要一探究竟，心思缜密却又漂泊不定，像是装着两副灵魂。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悲哀地发现无论我说什么都像是在把她向外推，一直推到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远处，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我事先告诉她，我的世界不欢迎其他人，不必为我的自作多情或者寡言少语费心，倒不如按照陌生人那样相处，只有成为单纯的陌生人，我们才有成为朋友的可能。因而直到半夜她妈妈在这家快餐厅的玻璃窗外找到她以前，我所能做的只有倾听。
一周后我就离开了花城，到云城的中学就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对这座新城市同样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人情方面的原因。甚至没有什么多余的理由——这座城市总是处于修路的过程中。一条公路在修缮，周围布满了黄色绿色的隔断和临时路标，这条路修好了另一条路又堵上继续修。没有不堵车的时候，也没有路面平整的时候。起初我住在一个拼床的公寓里。公寓里还有两个女人和一个面貌清秀的艺术生。学校和我的公寓只相距三百米。公寓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张榉木桌和一尊白瓷花瓶。花瓶下面是一张女士和朋友的合影。她们坐在二层床上观看肥皂剧。她们热烈讨论着剧情，还为剧情里精妙的情节设计赞叹不已。我走进去又走出来，屋里有时弥漫起香烟味，暖气片上的干橘子皮色泽黯淡，地板上传来踢踏踢踏的响声，这些我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此刻变得格外坚硬。但我仍旧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才离开。我并不喜欢我的舍友们，尽管她们装作对我的学业忧心忡忡的样子，尽管她们时常以约我出去谈心的名义去歌厅买醉。有时我会带着一本契诃夫的小说和她们出门。有时则会拿上两张信纸和一支钢笔。碳素墨水总是不小心沾到我的拇指上。而卖紫墨水的文具店上个月就关门了。文具店一旁是一家馄饨店，这家店的馄饨做得格外饱满，一枚枚馄饨如同一个个吹鼓的气球在汤水里挤来挤去。馄饨店旁边是一家体育用品店，我在那里买过一支网球拍。再往北是一家小饰品商场，每到中午，附近学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简直要把这家商场的每处缝隙填满。往南是一家网吧咖啡厅。那是我在课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这里的书店和花城没有什么不同，课堂辅导书总是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倘若不是夜晚，我跟公寓的舍友几乎从不说话。房东家的宠物狗时常进来巡查。识别异味对它而言易如反掌。它提醒女人们更勤快一点以及起床更早一点。提醒那位清秀的艺术生扎上条纹领带，拉上西裤拉链以便能早一点赶赴下一场艺术考试。他冻得鼻子发红，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瓶止咳糖浆。那晚毫无意外地，他发起了烧。半夜嘴里嘟哝着胡话，圆眼镜从二层床铺上掉下来，摔成两半。一个女人开了灯，另一个想把他推醒。那时我正在外间的过道里给毕荔写信。写一封描绘腊梅花的五千字的长信。傍晚的时候，我刚把从小花园里采来的腊梅插进白瓷花瓶中。随后我又花了一个小时为这朵腊梅花做速写画。你一定不知道这朵腊梅多么引人注意。不知道微卷的花瓣深处散发着的幽香。不知道花蕊和花药之间的过渡色有多么含蓄。我一边写一边望着手边的花瓶。那时我还没有爱上马雅可夫斯基，也没有爱上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和肖斯塔科维奇，因而我只能写出风格类似于拜伦的小散文诗。外面传来一阵阵香烟气。醉鬼扶着墙壁缓缓挪动脚步。我撩开窗帘才发现外面下起了雪。云城很少下雪，有些年份甚至从不下雪。但那场雪在我的记忆里格外明晰，因为它从当晚一直下到次日的下半夜。地上的雪足以没过小腿，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于是我未写完腊梅就一心扑在对午夜雪景的描绘上。城市下雪的时候空气是凝固在半空的，留在地上一张网罗般的影子。路灯如同幽灵的眼睛注视着踟蹰行路的人和经营到半夜的餐车。还是有些喧闹声从缥缈之地隐约传来，我怀疑是谁家的鸽笼忘了锁门，逃出来的鸽子因无法忍受寒冷而发出一阵阵呻吟。如果鸽子不幸坠落在雪地上，养鸽人恐怕一时半会找不到那些身体已经融于白皑皑的雪野里的小生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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