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这对江南的士族和商人来说，绝对像是霜打过的茄子一般，从原本高亢的喧闹，变得蔫不拉几的。
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突然来了这么一手。
毫无征兆的，东厂和锦衣卫就大肆出动，逮捕了数千人。
真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让人脱层皮的那种，一时间江南地区，那些曾经非议过皇帝的人都心惊胆战。
“听说了吗？镇江府知府被抓了，家都被抄了，全家都流放到黑龙江去了。”
“这算什么，南直隶守备不过是酒后骂了皇帝几句就被锦衣卫抓了，当天就直接被打死在南直隶的镇抚司大狱了。”
“守备啊？那人家还不反了啊？”
“都死在大牢里了还反个屁啊！南直隶那些大头兵干嘛要为一个死人造反？何况还有两个中央军步兵师驻扎在南直隶呢！”
“南麓书院的学子也被锦衣卫抓了三十多个，现在放是放出来了，但功名全部都被割除了，日后别想再参加科举。”
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不断流传出来，一言至祸的例子层出不穷。一群官僚、士族和商人在短短数天内，就变得噤若寒蝉，甚至是在家里都不敢高声谈论朝廷的话题。
当然在家里随便他们说，只要不到公开场合去说。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在这些人的家里也安插了眼线，但定罪还是有一定条件的。
例如他们在公开场合曾经发表过可以论罪的言论，或者写了什么文章出来。有人证、物证才能论罪。
那些曾经写出各种文章来批判皇帝和朝廷时政的文人士子，以及官员，这会都开始被翻出来了。
因为锦衣卫在不少文人家里搜到了很很多手抄报，这些手抄报上面不乏可有论罪的文章。
手抄报是谁给的，上面文章是谁写的？
锦衣卫和东厂顺藤摸瓜。又是一阵到处抓捕，一时间牵连出了更多的文人士子。不少还都是商人家庭，对于那些商人来说绝对是倒了血霉，一张张巨额罚单就开到了他们家里。
没过几天，京师又有一个政令传到了南直隶。
朱由校宣布在大明全境施行新闻管制，所有报纸的内容都必须通过审批才能上市流通。所有报社都必须注册登记，根据发行范围缴纳保证金。县级别保证金一千元，府级保证金三千元，省级保证金八千元，全国级的保证金十万元。
交不上钱的报纸，关门了事。
没有经过注册登记的报纸，就属于非法报纸。发行非法报纸超过十份就属于犯罪，手抄报也在此列。
以后所有新闻，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刊登、印刷。违反这个条例的。关闭报社，追究责任。
同时报纸上不得刊登虚假广告等等，查到有相关行为也要进行罚款。
这样的政策下达后，顿时立竿见影达到了效果。江南地区那些乱七八糟的报纸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倒是有一些文人骨头很硬，感觉自己的笔杆子拿着，就像是憋尿一般憋不住，就想写点玩意出来抨击抨击时政。
面对这些刺头，锦衣卫和东厂自然是乐意整治的。
锦衣卫和东厂的行为。很快提醒了人们，如今的大明这还是封建皇权制度。皇帝招惹不得。朝廷更是不要妄议为好。
否则引火烧身，后果很严重。
这样的觉悟，是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
天启六年，朱由校通过高压政策，很顺利的就将那些刻意抹黑朝廷和皇帝的谣言镇压了下去。
起码在公共场合，没有人再敢妄议中央和皇帝了。
普通老百姓倒是没感觉什么。基本上也就是请进去喝喝茶。不过对于那些士族和商人来说，这样做的结果却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笔杆子收敛一下。
不过朱由校这样的对策，也彻底的换来了一个残暴的名声。这些高级打工仔都是这样，拿皇帝没办法就骂皇帝。就算是当时不敢骂，等皇帝死了照样骂。
为何朱元璋被骂得那么惨？就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上去治理国家。损害了这些打工仔的利益。
这些士族和商人停止闹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皇帝的威胁，暂时也还没有烧到他们身上。
资本是软弱的，这是后世历史一次次经过事实证明的。
这些带有资本主义的士族，此时因为还没有直接动摇他们的利益，所以也没有谁愿意跳出来当出头鸟。
谁都知道，当了这个出头鸟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动百姓去当这个出头鸟。
但是在皇帝高压政策下，抹黑皇帝的行为就只能暗中进行了。
暗中的谣言，倒还是时有时无的还不断传出。不过却是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进行传播了，传播的效率也差了许多。要想把百姓鼓动起来造反，以推翻皇帝的统治。除非是有大量活不下去的百姓才行，例如失业。
但是生意能做得下去，这些商人自然也不可能故意裁员什么的。那不是纯属折腾自己么！
于是很快局面就变成了，那些士族和商人不敢在公开场合骂朱由校了。但是那些官员的奏章上谏却是接连不断，很多也基本上是指着朱由校的鼻子骂了。
不过这样的上奏朱由校并不直接做出处理，反正又不是去外面骂，不会对明王朝的稳定造成什么冲击。至于这些官员，纳入黑名单即可。反正这些反对这些对国家有利国策的官员，日后是别想得到升迁。并且这些官员还将进入纪检委和厂卫的重点监察对象，揪住把柄就往死里整。
此时朱由校做出的改革太多了，以至于那些反对的官员，都不知道该把抗争的主力放在哪里了。
这些官员反对征收商税、关税，还反对北直隶的土地政策。更是反对朱由校开始直接提拔基层吏员成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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