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寒冷，史蒂夫将车开进了“安拉的花园”（Garden of Allah）的停车场，“安拉的花园”是旧金山南部马林郡（MarinCounty）塔玛佩斯山（Mount Tamalpais）上的一家休闲会议中心。他看上去疲惫、沮丧又愤怒，而且迟到了。从苹果公司总部库比蒂诺往南开的280公路和101公路拥堵不堪，他刚刚在库比蒂诺参加完苹果的董事会。董事会是由受人尊敬的亚瑟·罗克（Arthur Rock）董事长主持的，会议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史蒂夫和罗克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无法统一意见，罗克把史蒂夫当成孩子来对待，他喜欢秩序和流程，坚信IT公司会遵循一定的规律、沿着一定的轨迹发展壮大。他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他以前投资过的IT公司都遵循了这样的规律，特别是位于圣克拉拉（Santa Clara）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罗克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科技领域投资人，但最开始他并不想投资苹果，因为他不喜欢史蒂夫及其合作伙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罗克看待苹果公司的方式与史蒂夫完全不同，在史蒂夫看来，苹果能让电脑变得更加人性化，完全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组织架构。但在罗克看来，苹果仅仅是一家他投资的企业而已。史蒂夫发现，和罗克开董事会完全起不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只会让人筋疲力尽，因此他很渴望能开着敞篷车，飙车到马林郡，摆脱董事会上无休无止却毫无意义的争论。
但是湾区在下雨，没法打开车的顶棚，而且湿滑的道路让交通变得乱糟糟的，即使开着最新款的梅赛德斯–奔驰450SL，也感受不到丝毫乐趣。史蒂夫对汽车的热爱就如同他对莲黑胶唱机（Linn Sondek）的热爱，以及对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铂盐印相法的热爱。事实上，他对于电脑的设想直接来源于汽车：功能强大、造型优美、效率高超，没有多余的配件。不过，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交通，使开车也变得索然无味。史蒂夫来参加塞瓦基金会（Seva Foundation）的会议，结果迟到了半小时，塞瓦基金会是他的朋友拉里·布里安特（Larry Brilliant）创办的，布里安特看上去就像一尊穿着跑鞋的佛。基金会目标宏大：彻底消灭印度一种会使人致盲的疾病，印度有几百万人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
史蒂夫停好车，下了车。他身高6英尺（约1.8米），体重165磅（约75公斤），留着棕色及肩的长发，深邃的目光仿佛有着穿透力，这样的身材和长相走到哪里都引人瞩目。因为刚参加完董事会，西装革履的史蒂夫显得光彩照人。他自己也不知道对西装有什么感觉，在苹果公司，员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他自己经常光着脚出现在员工面前。
“安拉的花园”是一幢造型奇特的建筑，坐落在塔玛佩斯山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旧金山湾。建筑融合了加州的艺术特色和瑞士农舍的风格，四周种了很多红杉和柏树。这幢建筑建于1916年，原本是为一位名叫罗尔斯顿·怀特（Ralston Love White）的加州富人而建，1957年以后变成了休闲会议中心，由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运营。史蒂夫穿过车道的草坪，走上几级台阶，进了大楼。
任何路过的人，只要瞥一眼会议室里坐着的人，就知道不是教会举行的活动。会议桌的一边坐着拉姆·达斯（Ram Dass），他是犹太人，却信了印度教，是瑜伽修行者，1971年写了一本史蒂夫很喜欢的畅销书《活在当下》（Be HereNow），讲的是冥想、瑜伽与灵修。他旁边坐着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主唱和吉他手鲍勃·韦尔（Bob Weir），乐队将于12月26日在奥克兰体育馆为基金会举办一场慈善演出。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和妮可·格拉塞（Nicole Grasset）也来了，琼斯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他和布里安特曾经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的行动，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格拉塞，最终天花被成功消灭了。反主流文化人士最为追捧的威维·格雷（Wavy Gravy）和他的妻子也在座，他们的旁边坐着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Aravind Eye Hospital）的创始人凡卡塔斯瓦米（Govindappa Venkataswamy）博士，这家医院为几百万因白内障而致盲的患者动了手术，让他们重见光明，当时印度白内障的患病率很高。布里安特给基金会设立的目标是支持像V博士（布里安特对凡卡塔斯瓦米博士的称呼）那样的专家，在南亚贫穷的乡村地区开设医院，帮助盲人重见光明。这一目标和消灭天花一样宏大。
史蒂夫认识其中的几个人。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和史蒂夫打了声招呼，正是弗里德兰促成了史蒂夫1974年的印度朝圣之旅。他当然也认识韦尔，尽管他觉得这支乐队在情感的表达与深度方面都不及鲍勃·迪伦（Bob Dylan），但还是很喜欢这支乐队。这次会议是布里安特邀请史蒂夫出席的，他们的相识缘于5年前的印度之行。弗里德兰给史蒂夫寄了一篇1978年的报道，详细描绘了消灭天花的行动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也谈及了布里安特筹建基金会的计划，史蒂夫立马给布里安特寄了5000美元，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参会人员形形色色，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有摇滚歌手，有医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大家都聚在这间由联合基督教会运营的会议室里。在这间会议室里，虽然史蒂夫不能像在苹果公司那样成为发号施令的老大，但他应该觉得如鱼得水。史蒂夫经常冥想，也理解精神升华的内涵。事实上，他去印度就是为了向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 Karoli Baba）大师学习（人们也称之为马哈拉杰–吉，Maharaj-ji），不过在史蒂夫到印度的几天之前，大师已经圆寂了。史蒂夫想要创建的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企业，他胸怀改变世界的强烈渴望。这间会议室里涌动的反传统、反建制的人文思想以及多学科的交流融合应该正是史蒂夫所渴望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却无法融入。
这间屋子里至少有20个人他不认识，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依然在交谈，并没有安静下来，看来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这一点让他很惊讶，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苹果公司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电脑的月销量从1977年年末的70台增长到了如今的3 000多台，没有一家电脑公司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史蒂夫相信明年的销量会更高。
他坐下，开始听大家发言。筹建基金会的计划已经确定了，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向全世界宣传基金会，如何介绍基金会的计划以及参与基金会的人员。史蒂夫发现绝大多数观点都非常天真，更像是家长会上讨论的内容。除了史蒂夫，大家都在热烈地探讨着如何做好一本宣传小册子。宣传小册子？这就是这群人能想到的最佳宣传方式吗？这群所谓的专家也许在他们自己国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是在美国，他们那一套显然已经落伍了。如果缺乏卓越的讲故事的能力，再宏大的目标都无济于事，这是显而易见的。
讨论还在继续，史蒂夫发现自己在神游。“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显然还带着参加苹果董事会的派头，”布里安特回忆道，“但消灭失明、天花等疾病与运作一家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他时不时会大声插话，语带讽刺地评论为什么这个想法或那个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布里安特说道，“他很快就成了个惹人嫌的家伙。”终于，史蒂夫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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