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案件中，美国政府控告苹果公司与出版商勾结，抬高电子书的价格，苹果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同样不尽如人意。史蒂夫准备推出iPad时，他认为消费者一定会喜欢在iPad上看书，既能给苹果带来利润，又能从亚马逊手里抢走客户。他和埃迪·库埃怂恿图书出版商采取与iTunes类似的代理模式，也就是说，出版商自行给电子书定价，苹果分走30%的销售收入。而且，同样的电子书在其他平台上的售价不能低于苹果商店里的售价。原本在亚马逊平台上，电子新书的售价是9.99美元，如此一来，将造成所有电子书统一涨价。在苹果模式下，虽然出版商的利润要被苹果分走，但他们能自行定价，而且能防止亚马逊压价。在这个案件中，史蒂夫的往来谈判邮件同样没起到任何辩护作用。邮件显示，他清楚地知道让所有出版商统一战线的结果。在给新闻集团（News Corp）CEO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儿子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的一封信中，史蒂夫提到，他认为新闻集团的最佳选择是“与苹果联手，共同打造一个主流电子书市场，将定价抬高到12.99美元和14.99美元”。
史蒂夫可能的确没意识到与出版商联手有什么错，因为在打造iTunes音乐商店时，他曾以同样的方式与唱片公司联手。那时候，史蒂夫给每支单曲定价99美分，并没有人控告他勾结唱片公司。如果苹果采取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比如聘请更好的法律顾问或实行更严格的合规程序，也许可以规避这两件事带来的诸多麻烦。然而，史蒂夫已经将苹果变成了工具，主要功能是将他脑中的产品构想变成现实，而非保守地防范他的一时冲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苹果已有的防范措施无法阻止问题的出现。
“史蒂夫采用的管理方式非常适合打造他想要的产品，”在史蒂夫去世后，比尔·盖茨对我说，“史蒂夫的目标是把软件与硬件整合在一起，打造一台完美的整机，并且完全掌控整个产品，给消费者提供点对点的服务，苹果的管理方式非常适合这个目标的实现。”我还和盖茨讨论过为什么有那么多书信誓旦旦地要教读者如何用“苹果的方式”或“史蒂夫·乔布斯的方式”来管理公司，盖茨认为史蒂夫是非常独特的管理案例，借鉴作用有限。“其实书名应该叫‘别轻易模仿’比较好，”盖茨半开玩笑地说道，“很多想模仿史蒂夫的人只学会了他混蛋的那一面，却学不会他作为天才的那一面。”史蒂夫采用的管理方式弱点也很明显，“缺乏控制和制衡机制”。
终其一生，史蒂夫都将自己作为苹果唯一的对外发言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逐渐显现出来，那几年，他本人的恶名和苹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比如技术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比如公司治理有没有漏洞。其实很多技术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苹果就好似一根避雷针，公众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苹果。而苹果的发言人是一位极其缺乏耐心的重病之人，即使对他真正在意的事也没有多少耐心，更别说这些让他分心的杂事了。
自2004年生病后，史蒂夫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上，有些是私事，比如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有些是公事，比如要活着看到iPad的问世。但如何与媒体周旋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2010年，苹果公司一位年轻工程师在酒吧遗失了一部尚未发布的iPhone4，结果iPhone4在博客上遭到提前曝光；比如不得不中断在夏威夷的度假，赶回来处理iPhone4的“天线门”问题：用户的手紧握iPhone4的边缘时，信号会快速衰减，导致电话断线。他对于公司治理同样兴趣不大。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无疑加重了史蒂夫的管理负担，毕竟苹果已经是一家拥有5万名员工的国际大公司，而他自己已是生命垂危之人。
处理杂事本是CEO职责的一部分，但史蒂夫即使在生病前也不善于处理这些事。他向来没什么耐心，癌症更是透支着他的体力，让他感到疼痛不适。毫不意外，在他健康时本可以轻松处理的事也被他搞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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