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因为家事的情绪波动当夜失眠，第二天去镇上点卯时迟到遭到建筑队领导严厉批评，随后去宪兵队干活又被痛骂，一整天心不在焉的他从三楼高的建筑上摔下来，被钢筋穿透了一条腿。
宪兵队的医院不容许中国人住院，所以才打电话通知家属，让母亲将父亲接走。如果父亲不是建筑队的人，寻常的劳力受了不可治愈的伤就会被直接扔在大街上。
父亲在家躺了半个月花了不少的医药费，都是母亲向三里屯的乡亲们东拼西凑借的。
那时的医疗卫生不好，寻常小伤小病要了人命的事情屡见不鲜，母亲请了不少大夫来看父亲的腿，终究是保住了命，却从此成了残废。
母亲有一次偷偷带着我去了趟镇上找姥爷要钱，被姥姥姥爷轰出家门，去找舅舅也没要来一分钱，她带着我回来的时候眼神特别迷茫，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每每想起，心生绝望。
父亲因为残疾丢了宪兵队的工作，而那个年代，瘸子想要找份工作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赵富贵认识一些镇上工厂的老板，他想要帮父亲介绍进厂，可父亲却拒绝了，因为腿的缘故工厂不给父亲上流水线，只能安排看大门或者看仓库，一个月十五块钱，一旦遇到紧急事故他还没法处理，相当于个摆设。
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除了母亲的事情上，他从未丢过脸。
父亲也就是从那天起再没笑过，永远都板着一张脸，看见母亲的眼神都充满厌恶，他们晚上同床而不同枕，就连被窝都是分开的。
父亲时常对母亲说的话就是：“这下你满意了？”
母亲从不反驳父亲，甚至父亲有时歇斯底里大吼她时也装作没听见，他每天照顾父亲的起居，每天依旧是在五点钟起床，打扫院子，收拾家务，等我和江生快起床时再开始做饭。
父亲也想过去找一些能干的手工活工作赚钱，但他干惯了工地的工作，双手粗糙不堪，也不灵活，编斗篷编鱼笼都编得不好，被人辞退了。
父亲也和屯子里的木匠学过几天手艺，最后也是悻悻而归。
父亲每次拄着双拐从屯子口路过时总会行色匆匆又不抬头，生怕别人看见自己，又生怕自己看见别人。有一次他走得急，一不小心跌倒在地，村民们过来扶他时，他大声地让别人滚开，眼睛通红，像是要杀人一样。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父亲开始酗酒，他每天都将自己喝得晕乎乎的，动辄就会讥讽母亲和江生几句，有时喝得烂醉如泥，吐得到处都是。
有一次江生受了父亲的气，委屈地跑到院子里跟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说：“妈，他都这样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走？”
母亲一巴掌扇在了江生的脸上，他说道：“江生你给我记着，我以后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那个人是你爸！”
江生捂着脸，看着眼前有些陌生的母亲，又看向正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的我，他哭着跑出门，说我们都变了。
由于没有经济收入，我和江生年纪又小，不能干活，父亲终日酗酒，所以无论是家里种地还是赚钱养家的事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母亲起初在镇上酒楼找了个洗碗工的工作，可是她嫌钱少，不过家里的花销，再者父亲的腿时常会疼，腿骨没长好，一旦沾水或者阴天就会疼得要命，因此母亲辞了洗碗工的工作。
那时母亲带着我去镇上，我看见她挨家挨户地问缺不缺人，人家看她一个女人给的工钱根本就不高，母亲不满意，最后到了黄包车租赁公司。
我站在公司门外，听见母亲对一个中年人说道：“我力气大，拉车没有问题，我男人病了，需要钱。”
那中年人说道：“大姐，咱这是抛头露面的活，卖的可不仅是力气，不可能招女人的。”
母亲说道：“凡事都有个特例嘛，也许我跑起来不比男人差。”
“你赶紧走吧，别在这耽误事儿。”中年人有些不耐烦，摆手让母亲出去。
母亲出了门笑面盈盈地跟我说：“江绒，我想到了一个好工作，就去编斗篷。”
那时北平城中有几个卖斗篷的摊位，一个斗篷卖五毛钱，编一个斗篷能拿一毛五的手工费，母亲向来手巧，一天编二十个没问题，这样一天下来能有三块钱的收入，比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收入都要高。
屯子里的女人听说母亲编斗篷这么赚钱，也都兴冲冲地去编，只是他们一天忙下来累死累活也编不出来五个，手上还常常被劙出几道血口，热乎了一阵也就不敢再干了。
母亲的手指头上常常裹着布，有一次她切菜时辣椒溅到手上她用井水泡了很长时间，我看见她的手上的皮没有一块完整的，看起来就像被刀风刮得一样。
那段时间家里的日子特别难熬，不仅是日子上，更多的是精神上。
有时候我会突然被江生蹬醒，见江生满头大汗，或是瑟瑟发抖，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噩梦，他以前睡觉向来安静，睡觉时什么样醒来就什么样，眉眼弯曲的弧度就像是月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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