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掌权并不是坏事，江南许多诗书人家本就是‘商而优则仕’，当年隋唐开科举，让寒门有了晋升公卿官宦的通道，现在还多了个吏考，根基浅薄的商人想做公务员并不难。而且因为最大的商人是朝廷产业，不但对内掌握了国库盈亏，修典保护民商，对外更是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去控制属国、争夺国际市场，几无敌手。
从大虞目前的人口数量来看，虽然已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但远未达到需要殖民海外才能缓解生存压力的地步，所以肯定不会有西方诸国那种强烈的扩张欲望。因此，顾辞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以自身的权势地位去做一个官方商人，并将皇室、重臣和朝廷尽量绑到这辆马车上。更重要的是，她身边的帝国精英们，不但对此乐见其成，更有不遗余力支持她大步往前走的一群智囊团。这只能说明大虞的高层人士已经有不少人看出商业发展的趋势，并且这片土地上也足以产生新商业模式所需的充足人力、物力和知识储备，她不过是恰逢其会，身份合适，提出的想法足够成熟，少走许多弯路，缩短了这个过程。
商业体系逐渐完备，商人地位随之提高，也是水到渠成。有了资本的人就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不然干嘛暴发户买油画装品位，或是花钱当个什么协什么官。科举为何出现，自然是因为皇权需要别的力量来对抗掌握大部分资源的氏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敢于实践的人代代皆有。
但对于一个以土立国的大陆农业国来说，在凭借土地资源而形成的原有利益集团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掌握大量资本的商业利益集团，情况会更加复杂。所有通过海军控制的飞地，日后肯定如三佛齐一样，以经济控制大于军事控制的模式，成为大虞的属国，即便是安南、骠国这样已并入国土，采用城县制的地区，如果不是因为布政使的外戚身份，恐怕朝廷还是抱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这些新子民。
中华传统就是官绅掌握土地，因隐田、免税等措施，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土地的产出要求稳定和封闭，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很容易影响粮产的数量和价值。虽然大虞对此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遏制土地兼并的速度和趋势，但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各种原始积累，会破坏这种依土地而建立的单纯关系，甚至让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人一样，变成可买卖可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同立足原则会导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倘若资本集团对外扩张停顿或失败，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土地兼并，这缘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当然，对于热爱土地的国人来说，直接告诉他们，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用不着为眼下这点争得死去活来，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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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东瀛，他们为什么热衷于下克上，因为幕府的分封是为了封锁阶级，确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民—匠人—商人’的划分，辅以神道教和佛教的约束，一个认为天皇是神的后代，确定人神之分，一个用‘轮回说’劝各阶级各守其道。但平家打破了这个传统，商人可以成为家臣，农民拿起刀可以成为武士，武士可以振臂一呼，推翻大名上位，做将军又有何难？
任何文化和政体都是在经济基础上构建而成，多山少地的狭小岛国，只有三块较大的平原——近畿、关东和浓尾。不论是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讲究血统尊贵的贵族，还是闲时耕田战时保地的草根武士阶层，他们的经济来源只有土地。位于狭长国土中间位置的政权很难有足够的控制力全面掌握国土，近畿地区也养不活一支专属于天皇的军队，去讨伐东西两边不安分的地主，所以，发展神道教维护皇权的威信，采用分封制去控制近畿之外的田地，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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