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钱的刺激下，土地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追求，占有田地最多的贵族官绅愿意出让一部分土地，转向商业机会，有钱的商人也会反过来占据土地。从国家税收而言，按土地和商户收税没有多少损失，但没有田地的商人地位已经在慢慢提升，有些地方的土地带来的收益甚至会渐渐少于商业。
在这个矛盾还没激化时，以顾辞的一点点阅历，只知道可以通过扩张领土来转移，让有资本的人专注于争夺本土之外的地域。而为了财富和土地，本土的权贵们也会更愿意从控制土地的人，进一步变成控制资本的人。
在海贸的刺激下，有了足够好处的权贵并没有和神宗过不去，反而很愿意妥协，以换取巨额的海上利益，从前低贱的游贩、脚商、货郎、掮客，都有可能一跃成为豪门座上宾。
黑死病传播的消息传来，有机灵的商家已把目光从海外挪到大虞新占领的区域，和相对安全的南洋、东海，茶马古道肯定要恢复，西域重建啥都缺，东北垦荒从牲畜到棉衣都需要，加上防疫药材，商机多的是。受伤最深的反而是只懂跟风投钱，甚至借钱来入伙的人，一旦亏了，能回本就不错，怕的是本息一还，还要搭上自己银子。其实真正的商人不会都押在海贸上，消息知道早了，亏也亏不了多少。专门做海贸的商人，也不只走西方这条路，别处也会卖，只是卖得少些，毕竟大头在贸易公司那。但海货很少是隔年就坏了卖不掉的东西，陈年发黄的生丝都能出手，最多是差些价钱。
等黑死病的爆发第二年使得海上收益严重缩水时，遭受了损失的贵族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要么回头追求更多土地的稳定收益，要么想按老套路，趁此机会把扼住商业命脉却根基浅薄的商贾们吞并。这时民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官府保护等价交易，按交易金额抽税，商户登记以股份入册。即便把商贾一家子杀光光，股份也归于国有，若想强买强卖，掌握了大量金钱的豪商怎会听天由命？一旦捅出来，被御史盯上，整个家族可能都得去澎湖犁田了。
上京什么都不少，皇亲国戚最多，武念王家的舞伎王妃看中了一家新开的天竺香料铺子，去暗示几次让他们自动献干股，掌柜只送薄礼，一律当没听懂。于是她吹了枕头风，让袁念亲自出马，找背后主家谈。知道这是亲王，自觉晦气的东家打算破财消灾，权当倒手一间铺面，大不了再赁别处不卖香料，开了个正常价。哪知袁念夫妻想的是白要，压根不讨价还价，转头天天派人来闹事。掌柜把店铺一卖，准备暂时不做京城的生意，还被他们找到客栈去闹事，非说他是王府逃奴，把人直接拖回王府。京兆尹没直接出头，只让衙里捕快去通知熟识的某提举。这下顾翂带着巡检司封府查验，救了奄奄一息的管事和已经断气的掌柜，押了一干护院管事去大牢。
妥妥的是个FLAG，大案子呐！
人赃俱获，证据确凿，大理寺直接按民律判了，伤人恶奴俱断左三指，和超额的奴仆一起送去怛罗斯搬砖。神宗亲自下旨斥责武念王，罚俸三年，降为郡王，宫里派嬷嬷捧着皇后懿旨，命舞伎王妃每日跪正堂上背《女诫》两个时辰，让她没力气再出幺蛾子。为了尊老爱幼，刑部体贴地把老幼留在王府，青年男女押上刑车。
有人上疏，亲王怎能因恶仆获罪，理应卑让尊，训斥即可，无须多罚，另家仆也应罪减一等。
神宗以民律答之，“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杀人者，处死刑、一等残行或五世流刑。教唆他人使之实施犯罪之行为者，为造意犯，依正犯之例处断。”并吩咐将此案做为典型，过程和证据公布于报纸上，宣之四海。
至于武念王大失颜面和舞伎王妃身份曝光的问题，‘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只是天子最特么讨厌的弟弟？反正有奚川王摇旗呐喊，惠新王也上折请裁奴仆，一个只会喝酒赌钱睡女人的亲王有何感想，谁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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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鸡为了儆猴，但也有可能会让猴更团结。虽然有了袁念做那只‘鸡’，但猴子们不见得就此甘心，只是不再硬碰硬，希望能迂回打通靠向权力核心之捷径。
大虞的核心自然是皇帝。
最接近他的人首推皇后，其次是秘书处的大总管明庄，然后才是崇政院和枢密院的诸位高官。
皇后的路向来难走，她本身重实务不好交际，三句话寒暄过，不是她直接有事说事，就是你得道明来意。若是弄什么机锋暗示，皇后不想理会就当没听懂，要问个清楚，你就得做好直言不讳的准备，不然，恐怕下次进宫遥遥无期了。
明庄大总管曾侍奉先帝，这会还能做神宗跟前第一人，可见是个不好相与的。何况目前宫女内侍在艺青总管的调教下极难收买，也没派系之分，谁不想安安分分呆到出宫？
其他诸位重臣就更不好使劲了，据说议事不决时，须投票备案，少数服从多数，七个崇政院尚书，得收买四个，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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