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朝历代，干得不好的皇帝其实并不少，但史官们用昏庸无能，宠信奸佞，被蒙蔽视听等等来描述昏君的一生，可曾见过史官们骂皇帝是聋子瞎子？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站在帝国的最高点，他能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大格局的东西，或许他并不了解百姓们具体吃些什么，一天吃几顿，不了解田间地头长的是什么草，老百姓死了是用席子裹着还是用一口薄棺。
但他肯定会知道帝国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阵痛和变化，而作为皇帝，最了解的也就莫过于他身边朝夕相处的这些大臣们。
所以说皇帝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奸臣贪官都是些什么货色，之所以没有法办这些人，是因为他需要依赖这些人。
他不能帮农户种田，不能帮商户做买卖，不能帮士兵打仗，他是整个帝国的最终决策者，而这些朝臣就是他的智囊和手脚，如果他发现了但却没有法办，说明那些个奸臣贪官，仍旧用得着。
王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度爱财，但也只有真正爱财的人，才懂得如何敛财，为大焱敛财！
诸如后世的大贪官和珅，他可谓史上第一贪，但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却算是个能臣，在伺候皇帝方面，更是不世出的天才，这样的人用得顺手又舒心，即便他贪墨一些，那又如何？
真正的大奸臣，总是有大本事的人，否则绝对不可能在忝居高位而尸位素餐，之所以留着他们，是因为他们对皇帝还有用处，而皇帝也深知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治贪所抓的都是不大的官员，他们不叫奸臣，而叫蛀虫，因为他们的才能和作用，根本就算不上重臣的行列。
王黼擅于敛财，不仅仅是替自己敛财，还有为大焱敛财，这也是官家一直留用他的原因。
大焱的经济状况已经刻不容缓，财政收入连年赤字，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老百姓要提前交纳几年十几年以后的赋税，这是在压榨百姓，何尝不是在透支帝国的寿命？
繁冗的官场和军队，各种边境上的支出，国内的基础建设，无数的地方都紧着要钱，相比之下，皇帝后宫的用度支出与那些贪官污吏偷偷伸手贪掉的财富，也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由此可见，官家是多么的需要钱，这个帝国是多么的需要钱，而王黼又是个能替帝国弄到钱，仿佛无中生有一般挖东墙补西墙的人，官家又岂能不用他？
面对河北两路相继出现的贼乱，王黼安坐若素，即便前头已经有方腊之事，但他仍旧无法引以为鉴。
方腊叛乱之初，苏牧便透露给了郑则慎，杭州通判早早就将情况报了上来，可王黼却压了下来，而后粉饰太平，以至于朝廷错过了最佳的平叛时机，无法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不是王黼的胆子有多大，而是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在作祟，在他看来，这些泥腿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掏空，朝廷都没办法从这些老百姓身上再压榨出一两滴油水来，即便敲开骨头，也没有更多的骨髓给你吸取，这些叛乱的低贱贼寇，又怎么可能办到？
凝聚了整个帝国最强智慧的朝臣们都无法办到的事情，这些暴民和贱民又怎么可能做到！
然而王黼却没有想到，方腊最后还是成功了。
他没有王黼们的手段，无法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财富来，但他却偷了这些老百姓的道义，在凝聚这些道义，去偷窃更多百姓的道义，而这些道义，让已经没有任何膏脂可压榨的老百姓，用自己身体仅剩的骨架和灵魂，用他们的尸体，为方腊铺了一条反抗的道路。
王黼们生财有道，他们窃取的是财富，再用财富来谋求权势，又用权势来谋求财富，而叛贼们窃取的则是人心，是老百姓对朝廷的愤怒和对不公不平的不屈反抗。
他们都是贼，只是他们偷的东西不一样，偷的手段也不一样，仅此而已。
也正因此，当河北两路眼看着要重演方腊之乱时，王黼一点都没有慌乱。
因为他深知河北的情势，也清楚整个大焱帝国的实际情况，眼下的国情比方腊起义之时要更加糟糕，这些暴民的生存环境也就更加的恶劣，他们绝对是成不了事的。
远的不说，单说河北两路这些个老百姓，早已饿得只有躺着等死的份，眼看着冬天就要来，到时候数十万人成片成片饿死冻死，连树皮草根都没有得吃，谁还有力气造反？
赈灾可是一门大学问，并不是说简单的架起粥棚，让那些个饥民吃饱就可以了的。
他要最大程度保住这些老百姓的命，却又要替帝国最大程度地节省资源，无法从灾荒之中赚取财富，那么就尽量让朝廷的财富不要外流太多，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收入”？
他也不得不承认，苏瑜确实有着自己的本事，他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让这些灾民安定了下来，缓解了他们的怨气，更将他们困在工地上，让他们无法参与暴乱。
王黼当了甩手掌柜，但灾区的情势却并没有恶化，这一切皆赖苏瑜之功，这些也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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