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转场前又把房屋、道路、环境卫生乃至水井，厕所都重新整饰了一番，还把菜地又浇了一遍水，然后整整洁洁地移交给当地政府，以便越南同胞日后利用。
转场的车队是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二日凌晨三点出发的，为的是部队行动保密和便于防空，更是为了不至惊动越南乡亲们。车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一年多的战场，向着新的目的地进发。
转场伊始，夜深人静，道路顺畅，一辆辆全付武装的单车顺利前进。中午在设在路边的临时兵站吃完饭又登车出发。及至下午炎炎斜阳毒箭般从车窗正面射进来，刺得司机睁不开眼，炽热的蒸气机伙同车外高温烤得司机们通身淌汗。他们不得不极力细瞇着双眼，用劲咬着舌尖抗拒着与热俱来的疲乏，保持着50米的车距，倍加小心地向前行驶。
路渐渐崎岖而颠簸，披着伪装的车辆像一丛丛绿色的树冠从黄莲山上滑下来，又吃力地爬上了拾宋早再山山巅。然而指战员们是不会有丝毫侥幸心理的，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大发慈悲，也不会放弃一切可以捣乱的机会。果然，时间不长空中强盗便乘着斜阳的照射窜过来。有F—105、A—4B、A—6等混合编队，来势凶猛。此时车队正在爬上一座山梁，前面的车已冲进林区，KA连所乘的车辆正要冲上梁子。这是汽车团的车队，司机们都是经过严格考验的。无论技术、思想都是过得硬的。这阵势经的绝非一次。因此听到防空的枪声，便立刻把握时机，寻找相对有利的地方停下来。军号传来就地防空的命令。部队迅速跳下车，疏散隐蔽。可是KA连正处在梁头上，树木稀疏，无遮无蔽，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湍急的河流，指战员们只好分散在边坡的草丛中，亮出武器准备还击，重机枪急忙找个合适的地方架起来，轻机枪就架在战士们的肩头。
敌机妄图阻挠我顺利转场，猖狂至极，径直照着梁子扑过来，扫射、投弹、枪声、弹声、啸叫声铺天盖地，顿时草伏烟飞火光冲天，声震山环。炸飞上天的石头几乎能打着俯冲的飞机。指战员们见敌机如此嚣张，早都气炸了肺。全把生死抛到了九霄云外。报仇的机会来了！一齐冲着敌机开了火。突然河对岸的炮声齐鸣，我高炮部队发言了，一串串火舌冲向天空射向机群。敌机的编队混乱了，都翘起尾巴往高处飞。气焰一下子被压下去。一架着了火的敌机栽到远处的山林里。中、低空被我控制了。敌机贼心不死，仍然盘旋穿梭，扫射、投弹。这里山高路窄，坡陡弯急，虽然对我防空不利，但对敌人更为不利，投弹命中率几乎等于零。但仍然垂死挣扎，发泄兽性。一辆汽车被击中起火了，汽车司机开起来就跑。训练有素的司机并没离开方向盘。此刻他要引敌来追，已避开同志们的隐蔽区，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换取车队的安全。有几位同志受伤了，简单包扎之后又继续战斗。子弹在头顶滑过，炸弹在身边爆炸，气浪把人抛向空中，指战员们全然不顾，两眼紧盯着空中飞贼，一个念头就是要为战友报仇，为越南人民报仇。
高炮的同志们把敌机引向了自己，线路上的压力渐渐减轻。又一架敌机空中开花，碎片又击中了他们的同伙，一架敌机仄歪了几下，猛然升空逃跑了。这些雇佣来的飞行员好像感到脖子上的十字架失去了保佑的作用，仿佛他们的上帝也害怕中国的炮火，下意识地摸摸兜里印有十三国文字的“救生书”，慌乱地投完炸弹，溜跑了。
空中，烟云翻卷，地上，硝烟弥漫，强烈的硫磺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睛。解除防空的号声响了。集合起来的指战员们个个蓬头垢面，成了泥土人。
敌机的投弹命中率虽然很低，但毕竟过于猖狂，投弹数量过大，路面上还是被炸出了几个十数米深的大坑，弯道上还歪栽着几颗未爆的定时炸弹。车是过不去了。此时中队长贺岩松前边带队，已过了梁子，教导员断后在车尾。战情就是命令，连长朱连贵马上集合队伍，让指导员马为民带部队去填弹坑，以保证车辆及时通行。他自己则召集排弹组去排除定时炸弹。命令一下，排弹组成员早已带好绳索、锹、棍雄纠纠地站在眼前。班长何世雄在前，紧挨着班长的是赵孟秋，他高挽着裤腿，只穿件背心，腰里别把自制的“F”型大搬手。接下来便是侯小群、谷长义、孟明信、郑津生及几个其它班排的干练同志。最后一个是丁点，丁点站的稍靠后，半闪在前边同志的身后，躲闪着连长的目光。朱连长很严肃：“你怎么站在这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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