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为英家的房子就是陶为良帮助调换的，陶为英结婚比陶为良早，结婚的时候，住的也是房管所的房子，但房子比较小（一间房子和一间小厨房），陶为良当上科长之后，便帮妹妹调换了一个三房一厨的大房子。文革中，余伟杰思想激进，说了一些不瞒现实的话，写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结果被革命小将和造反派批斗，陶为良请好朋友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还帮解主任调换了一套大房子，余伟杰才得以解脱。
陶为良的表弟戚建平，年龄三十九岁，在下关轮渡码头工作，他也是陶为良家的常客，但宁志秀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来只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找陶为良借钱，名为借钱，实为要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戚建平染上了赌瘾，因为经常赌钱，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离婚以后，就更没有人管了，父母年事已高，想管，但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嘛。戚建平每个月的工资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戚建平就到陶为良家来“借钱”，除了到陶为良家来，他还跑到陶为良的单位去“借钱”，陶为良是一个没有引信的炮仗，只要戚建平开口，他都会“借钱”给戚建平，虽然不多，但总不会让戚建平白跑一趟。陶为良在房管所当领导，管着全区几十万间房子，所以，平时巴结他的人很多，除了工资以外，他有一些灰色收入，烟酒之类的东西，宁志秀知道，但如果是钱的话，宁志秀就不知道了——陶为良跟老婆说，也有送钱的，烟酒可以收，不收就会得罪人，烟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绝对不能收，收钱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每个月的工资，陶为良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宁志秀，至于别人送的钱，陶为良就作为私房钱藏匿起来。
这些情况是戚建平提供的，陶为良的私房钱，单位藏一点，家里藏一点。因为宁志秀不欢迎戚建平，所以，后来，戚连平干脆直接到单位去找陶为良“借钱”。陶为良之所以对表弟戚建平有求必应是有原因的，陶为良小时候是在姑母姑父的照顾和呵护下长大的，父亲在部队，父亲就把陶为良托付给姑母姑父照应，连读书的事情都是姑父找人办的。姑母就戚建平这一个孩子，陶为良不帮衬戚建平，谁帮衬呢？
在几份谈话记录中，有一份是郝队长和戚建平的谈话记录（笔者在说明陶为良的社会关系图的时候，顺便涉及一下与之相关的谈话记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戚建平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从晚上七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此期间，戚建平不曾离开过牌桌。郝队长也找几个麻友核实过了，戚建平没有撒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夜里，戚建平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一步都不曾离开麻将桌。
陶为良的同事吴启超，年龄四十九岁，区房管科副科长。吴启超和陶为良是公认的宿敌，陶为良进房管所的时候，吴启超就是副科长，所有人都认为吴启超是科长当仁不让的人选，即使在陶为良被提拔为第二副科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可老科长退休以后，所领导突然宣布陶为良担任科长。为这件事情，吴副科长在家养了将近一个月的病。陶为良之所以能当上科长，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和同事们关系很好，包括和吴启超的关系，场面上，工作上，他对吴副科长一直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脸孔。最厉害的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逢年过节，他会往领导家里跑，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一部分让陶为良孝敬了领导。
陶为良出事以后，吴启超还说过“报应”“因果轮回”之类的话，警方找他了解情况的时候，吴启超也没有否认自己说过的话，陶家出事，他确实幸灾乐祸过，他还说陶为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算计了一辈子，结果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小命全算进去了。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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