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项御案获得通过后，《帝国日报》予以了庞大道。虽然按照章程规定，国会在进行讨论时记者是不得参与其中的，但帝国此时并没有完善的新闻法，参与国会的人员亦没有接受“无可奉告”一类的培训，只消记者稍微追问几句，场内所有的情况便一清二楚。
当然，就议题本身而言，公开之后取得的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深入人心的探讨。林广宇便也不准备追究有关的“泄密”责任，否则，作为《帝国日报》的最后审定者，他完全有权力将有关报道拿下。
但放行归放行，皇帝的指示非常明确，责成政学院立即起草一部新闻法，在原有的报章管理章程上进一步细化深化，今后如有媒体或者当事人再敢随便泄露国家机密，报纸封馆、人员追究责任。
对帝国政治改良进程中所涌现的点点滴滴，欧洲列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各国大使、公使纷纷撰写报告，向政府和外交大臣汇报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局面，《泰晤士报》、《宇林西报》等知名媒体予以了全程报道，其热衷的态度甚至不亚于中国本土媒介。
对大清国号改为“中华帝国”后，因为不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各国依照惯例表示了祝贺，只有日本除外。日本公使对外交大臣梁敦彦提出了抗议：“贵国所称中华帝国，称贵国为天下中心，难道以蛮夷视周围友邦乎？”
对日本而言。中国两字所蕴藏的意义不仅仅止于一个简单地名词，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正统情节。中国原来是“天朝上国”，自称“中华”自无不可，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日衰，早已经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威风与地位，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通过日清、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后。其心态俨然以“中心”自居。对帝国号称中华倍感感冒——这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支那”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称呼中国的内在原因。
面对日本人的胡搅蛮缠。梁敦彦显得不卑不亢：“中华者，系中国自古以来自称谓。中华二字，顾名思义，系华国之中，华国之中为中国，华国之边缘自古为夷狄，日本一贯号称不属华国。何必计较夷狄？倘若贵国计较夷狄，是不是要先承认贵国首先为华国之一部分呢？”
伊集院的牙齿咬得嘎嘎响，却又无法反驳，只能再冒出一句：“贵国遽改国号，未与友邦协商，太过匪夷所思。”
“5000年来，鄙国改朝换代不知凡先商量了地？”梁敦彦强压住火气。“美利坚原为英国殖民地。后来独立，不知是否与贵国事先商议？”
“日支两国文化相近、唇齿相依，彼此关系特殊。与他国关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朝鲜与鄙国文化相近、领土相接，彼此关系自古特殊，与他国关系同样不可等闲视之，日韩合并之举贵国倒是事先并未照会鄙国……”梁敦彦反唇相讥，讽刺日本吞并朝鲜。
这是注定没有结果地交涉，伊集院只能悻悻然归去。
有了第一天地热闹与经验，随后几天对其余各项御案的讨论进入了愈发激烈的过程。
第三号御案系政府官员任职年限，梁启超指出，中国官员自古以来除非出现不能胜任本职或者本人告老还乡的情况，任期一律终身——但这显然有悖于天伦之道，按照皇帝的旨意，应该仿行宪政国家实行退休制度，按照官员品秩的不同设立相应退休年限。
“正一品者，年满70退休；从一品、正二品者，年满65休；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者，年满60退休；正四品至从七品者年55休；正八品以下年满50退休。”当然，退休年龄的规定虽然是一刀切地，但同样允许例外，“若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以该员年富力强，职责重要，报请圣上同意后容许递延，递延一次不超过2，每人递延不得超过2，，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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