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动荡，群情不安，从上到下都是势力分布的回归与
与所有人不同，肃亲王善耆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为都是尴尬的，最后一刻的倒戈与反悔固然挽回了他的政治生命，却也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川岛的祸首，内政部的不作为一样样事情联系起来让善耆每每扪心自问，就觉得一阵阵心惊肉跳。虽然，因为中日关系的大局，皇帝不会公布川岛等人在其中的“价值”，但在核心官僚层，这个消息并不是秘密。毕竟有这么多八旗亲贵与川岛有过这样那样的接触，这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情况。当然，川岛等人的下落知情者就少了许多。
局面急转直下，由于善耆的种种问题，新近晋封为贝勒的载泽对他的地位发起了冲击，对协理大臣一职亦虎视眈眈。载家兄弟对善耆同样颇有微词——倘若善耆当时提前反应，哪怕告白一番，载洵的下场都不至于这么坏。而恭亲王伟因为密谋者中有极少数禁卫军被渗透，心情同样十分矛盾——一方面固然排除了埋在队伍里面的定时炸弹，但另一方面这种清洗以如此惨烈、如此惊险的方式解决，小恭王心中始终有所不忿。
皇帝处理的态度还算优容，没有理会旁人喋喋不休的言语，终究还是慰勉了善耆，没有动他的肃亲王之位，也没有撤换协理大臣的意思，同时以善耆出首有功。赏赐了不小数额地字画与古董。当然，必要的调整还是操办的——善耆知趣地辞去了内政大臣的兼职，专注于内阁协理大臣，赵秉钧如愿以偿地接替了善耆的位置，酬了志愿。
在审讯川岛等人的关键场合，被誉为“帝国之狼”的赵秉钧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生平能力，作用极大，不但摸清了黑龙会整体介入亲贵叛乱的相关事实与证据。而且还建立了更加完善与卓越地情报网络。
629日。随着刽子手地手起刀落。一腔污血从川岛等人地脖腔处喷薄而出，为他们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日本方面虽然知道川岛等人的行径，但中国方面并没有明确宣布川岛等人的罪状，也就不便直接挑出来自讨没趣——否则岂非不打自招？至于内政部对黑龙会的成员的清理，亦是见不得光的地下手段，也不会公开摆到台面上考量。
如果说黑龙会是赵秉钧执掌内政部后要对付地暗处目标，那么在广州暴乱失败之后的革命党则是内政部的明处目标。
对亲身参与广州之乱的黄兴等人而言。安排515这个日子纯粹偶然，但从事后的角度来思考，革命党的起事与亲贵派的起事竟然发生在同一天，这就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与同盟会诸人，尤其是与孙、黄等人颇为不睦的章太炎首先发难，直面抨击“革命党居然为一小撮亲贵火中取栗”，宣称“现在满清皇帝再如何不好，终究还是主张改良、主张立宪地。革命党为了革命。立场居然堕落到与极端保守、极端反动地满清亲贵一边，其无端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孙、黄诸人，已为革命走火入魔。为革命而革命，或为自己而革命，眼里哪还有一点为国家而革命，为万千民众而革命的意思？……”
《帝国日报》破天荒地将章太炎等人的文章全文刊登，并且加刊了梁启超地按语，用如椽之笔写道：“原以为革命党与我们只不过道不同不相与谋，不曾想革命党为革命二字，已忘记基本且起码的廉耻，今日能勾结帝国内部的反动势力与国家为难，他日必然会勾结外部势力与国家为难，有了今天这一步，将来做汉奸的日子还会远么？……”
东京，同盟会内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几个革命派领袖亦争吵地不可开交。黄兴、宋教仁对孙中山仓促间发动广州起义本来就持有动摇的赞同态度，无非是为了保持队伍的一致与领袖间的团结才勉强同意如此，事后想来，完全是一种欺骗。
而且，川岛等黑龙会众人在京师的表演在国内虽然知之甚少，但在革命党内部，却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秘密。面对同盟会高层过分仰仗日方的方针，甘愿为日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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