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可没有杨辅清想象的那么傻。他的屁股比谁都沉。
曾国藩是什么？一个酸儒而已。一个凭借权臣的赏识，用了九年时间走了别人半生，甚至于一生都走不完的升迁之路的人。他是真正在满清朝廷中极罕见的那种受益者，因为他毕竟是个汉人的血统。他从来没摸动过刀剑，他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凡书生必要置剑的年代了，书剑书剑，那是老祖宗的荣耀。他更没看过什么兵书战策，因为对他来说，那东西没用，他混迹的是官场，而不是战场。
因此，他练兵打仗，从一开始，运用的就是一种在别人看来最笨，而只有聪明人才会明白其中奥妙的笨方法。练兵就不说了，那也许是他偶然不知道哪天闲暇无聊的时候，翻看到了戚继光，就留在了印象中，现在照猫画虎的先学上一番。当然他还没忘了一个“发明”，高军饷养悍兵，人为财死，鸟为食儿亡吗。不管它怎么样，反正自己不喜欢钱的人，断然想不出这种办法来。
在这点上，他比其他的掌握军队的人显然要聪明很多，他甚至窃笑其他的大员们，那些靠克扣军饷企图发财的人。爱钱不是那种爱法的，兵跑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最后也会赔进去，这样搂到钱给谁花去？浅薄，太浅薄了！
说到打仗，他不会打，可是他笨人自有笨方法。他做任何事情只追求结果，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战术之中，那就是步步为营，打一仗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无所谓，关键是要获取最后的胜利。所以，他要求各营随营夫役，什么不带也要带够吃的喝喝的，更关键的是用的。什么锹镐锄头之类，多多益善，一旦用起来必须达到人手一个。伴随着充足的后勤供应，是他和部下们百说不厌的战术策略。太平军不是喜欢固守城池或者营垒以逸待劳吗？那好，咱们就到了他们眼前先筑垒，然后深挖沟，像蜘蛛网似的朝前一点儿一点儿的推进，直到抵达对手的营垒下，或者是城墙边。至于是用上一个月还是一年的时间打下一个营垒，还是攻破一座城池，都无所谓，就是和他们泡蘑菇似的慢慢拼。
他其实真的是很聪明，聪明到满清入关要说是汉民族的最大耻辱时，那么如果再要叫他靠剿灭太平天国发迹起来，这种耻辱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他这个号称是汉人儒学、理学文化大家的无耻之徒，给中国人背上了一部更加沉重的耻辱史。
被视为蛮族入侵并最后统治中华大地的，数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也仅有两次，一个是蒙元，再就是满清。
汉文化博大精深，礼仪治国。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虽然也曾无数次的强大过，却一直未能根除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汉民族太善良了。善良到即便是在强汉对匈奴投降者，还要采用优抚政策，甚至有汉武帝的“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而盛唐则更是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彻底毁灭那些所谓的蛮族。
可反观蒙元，满清呢。在蒙元统治的时期，汉族是第四等，也就是最卑贱的民族。在蒙元残酷杀戮、欺榨汉民族的同时，它也没忘记蹂躏汉民族的文化。在两宋以前，中国人“对龟的崇拜是至尊至深至全的”，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而黄帝族就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民族。在传说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每向文明迈进一步，无不求助于或者是归功于龟。如助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帮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助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财神，也不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那个赵公元帅，而是龟。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国人把龟当作是最公正、最灵验、最现实的财神。
到了唐代，人们更是把对龟的崇拜推到了顶峰。将传统的调兵遣将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为龟林府。至两宋时，中国人凡战前，甚至一定要去行龟卜，求龟助。战争中，将士们都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只要还有龟旗在，攻、战无不胜。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军胆，军威。但是元朝的民族征服，却使龟由至尊之位，跌入了污秽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崇龟，具有今天人已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忽必烈认为这才是他损兵折将的总祸根。于是，他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全面开始消除“龟患”。
元以前的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而自元明清的三史中，全再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甚至在《史记》上记载的八种名龟之一的“八王龟”，当年这个被人们作为求之不得的“官星”、“财神”，元以后竟也被篡改为了“王八龟”。进而演绎出“王八蛋”、“王八羔子”等等骂人的脏话。可笑吗？中华民族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四千多年的龟文化就是这样被彻底扭曲了。
蒙元的统治尽管极为野蛮，但中国人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和发式。也许开始的蒙元只是把它当作了一个劣等民族的标签，留下它以更方便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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