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暴毙”李不同，由于蛮夷们在他的身上，托于什么极大的期望，所以，他在盛京所遭受到的，不是与他的凤林大君身份“不对称”的折磨，就是败降弱国之“劣等子民”的羞辱，所以，李对蛮夷们有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大明虽亡，在朝鲜看来，大明所曾拥有的那种高度发达的儒家文明，只有在他们这里，还在被不折不扣地继续传承着，因此，朝鲜堪称是一个真正的“小中华”。而如今，“小中华”却要永远地沦落为一个落后的、由山林狩猎蛮民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大清朝”的藩属国，无论是朝鲜的君臣，还是黎民百姓，都感到痛心疾首，都不能接受。
尤其是接连几次的胡乱，无论对朝鲜的社会、还是朝鲜的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加上此后满夷无休止的征索，不仅使得李朝政府的权威一落千丈，也极大地加重了朝鲜的经济负担。
经济的掠夺、政治的欺压、文化的差异，注定终朝鲜之世，思明反清的情绪一直都将成为其社会思潮的主流。
“呜呼。大明之亡，今为二百有余年矣。人之不知有大明、几矣。我东方草木昆虫、亦莫非帝德、而既莫知有大明、则神皇之恩、亦安得知之也。”
—出自《壬丁事略》。
其中，“壬”是指“壬辰倭乱”，“丁”是指“丁卯胡乱”，“我东”即指朝鲜，而“帝德”中的“帝”，以及后面的“神皇”则都是指大明朝的皇帝——明神宗万历。
“……与屈膝而生犬羊，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况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则岂无万一完城之理也。我国之于中国、非如丽季之于金元。父子之恩、岂可忘乎。君臣之义、岂可背乎。天无二日、而鸣吉欲二其日。民无二主而鸣吉欲二其主。其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出自“丙子虏乱”，朝鲜仁祖李及臣下被满洲人围在南汉山城中，最后不得不缔结城下之盟，向满夷后金称臣时，朝中儒臣、吏判郑蕴地谏止上疏。
上疏中提到的“丽季”，指朝鲜李朝之前的高丽王朝，高丽曾先后臣服于金元，郑蕴在此提到高丽，显然是在劝阻李不要学高丽做出背主的不忠不义的丑恶行为。上疏中所提的“鸣吉”，则指的是那些欲出城主持缔结城下之盟地朝方官员们。
“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之也。我国臣事明朝二百余年。及夫辰之乱。社稷播迁。明朝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驱倭奴而出之境。东民之一毛一发。罔非再造之恩。……”
—朴齐家著于十八世纪后半期《北学议》外篇。“尊周论”。“周”是指明朝。“东民”则是指朝鲜人。
而即便是多少年后。已经到了近代地朝鲜。朝鲜儒臣崔益铉谈到日韩交涉地问题时。在其《骑驴随笔》照样还留下了这样地议论。“……异日中国。秉春秋纲目之笔者。大书其事曰‘某年某月。洋人入朝鲜。盟于某地云而’。则是箕圣之故疆。大明之东屏。太祖大王以来。用夏变夷。制礼作乐。彝伦之邦域。一朝而没于泰西之腥也。……”
文中地“箕圣”。即箕子。
箕子。中国商朝地政治家。文丁地儿子。帝乙地弟弟。纣王地叔父。官封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胥余。他曾数度劝谏纣王。但纣王不仅不听。反而把他囚禁。周武王灭商后。命召公释放了箕子。并向其询问治国之道。传说箕子地晚年是在朝鲜度过地。死后被追溢为大圣王。
以上不过是区区几例。但管中窥豹。足显朝鲜李朝对大明天朝地忠心耿耿。其实自明亡之后。朝鲜士人不论在野在朝者。都是把自己当成了“明地遗民”。每当论及亡明。便似有锥心切肤之痛。而对满洲人。则是充满了愤恨。
所以，在满夷的盛京就曾写下了“养成大拙方为智、学到如愚乃为贤”一联以自勉的李自继位伊始，就顺应朝野民意，对朝中那些亲清的官员痛下杀手。他不仅清洗了朝内两班中主降的亲清集团“功西派”，还大批起用了那些对满夷曾经坚决主战、且亲明的清西派官员，使得朝鲜朝野“反清复明”地运动一时达到了最**。
此时，清西派的首领宋时烈，还大胆提出了“北伐论”，呼吁李朝政府厉兵秣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协助天朝南方正在与胡虏做着最后抵抗的南明朝廷，光复天朝。
以下是朝鲜史书《~林》所收录的李与宋时烈地一段“帷对说话”：
……上喟然曰：“……彼虏有必亡之势。……虏中事，予料之熟矣。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乎？……”
对曰：“圣意如此，非但我东，实天下万世之幸。……”
这是一六五九年，李与朝臣宋时烈的一次密谈。在这个时候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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