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九章“适当的时机”到底会确定在哪一天，杨秀清、石达开、郑南和洪仁玕四人则都不想多心，而是……
盘坐在榻上的林海丰，被一张大大的地图覆盖着两膝，这许是他的手术创口还没有完全地恢复好。不过，只要往他的脸上一看，却立马就能够看出，他此时的心情，那是相当地不错。
其实，林海丰的手术创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因为迫于林凤祥和李秀成、黄再兴三人的“巨大压力”，这才不得不继续地跟他的榻作伴。毕竟你林海丰可以有不上的权力，别人呢，也会有你不上我就不开口谈正事的自由。
今年的这个除夕对于林海丰和他的战友们来说，与往年一般无二，还是忙得厉害。但有所区别的是，以往大家忙的都是如何如何地能够令全天朝的军民们，好好地过上一个祥和安乐的新u佳节，而今年，除去本就担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固有的责任和义务之外，又不得不要多担上一项额外的、更加艰巨的重任。
还在二月一日，杨秀清、石达开、郑南和洪仁玕四人就同时出现在过林海丰的病榻边，当然，这也是自从林海丰染上大病之后，杨秀清等四人第一次在林海丰身边的齐聚。他们的这次到来，自然也不会是不仅仅为了探望探望病中的老友加同事，而是与林海丰一起，做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那就是尽快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全面对以英国为的协约国集团宣战。
至于这个“适当的时机”到底会确定在哪一天，杨秀清、石达开、郑南和洪仁玕四人则都不想多心，而是一甩手，直接丢给了林海丰。因为在当天的下午和晚上，石达开和郑南、洪仁玕三人就离开北京，分别去了沈阳、上海和西安，即便就是留在了北京的杨秀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呆在团结城内，而是开始在北京所辖各个区县里转悠。
而在临近新u佳节之际离开北京城开始奔赴各地的中央大员们，还远远不止杨秀清和石达开他们这四个人，像人大副委员长的苏三娘等要员们，也都纷纷走向大江南北。
他们的这种例行的出行，说好听了是要去“与民同乐”，要是说尖锐点儿，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是专去与那些胆敢不叫天朝的民众们过好年的卑劣之徒去的。
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随时准备现场办公。
自从太平天国政权一统华夏大好江山那天起，在太平天国**同盟会的引导下，太平天国政fu自始自终走的都是一条“简政”之路。过去那些在行政职权上要高于县治的众多的府、州一级的建制，已经被彻底地省略，除去各个直辖市及各省、自治区、特别区府城市辖制的县外，其余所有的县治，都直接归了各个省和自治区管辖。
不仅如此，若是从太平天国政fu的薪俸制度上看，就连一般人都会觉得是理所应当地属于同一级别的各个省、自治区、特别区与直辖市之间，也有着很多的区别。
在薪金及待遇上，太平天国政fu治下的各个特别区的脑当属屈一指，因为他们的薪金水平，竟然可以与身为天朝政fu的政务院总理的郑南旗鼓相当。
而北京、天京、上海、天津及重庆这五个直辖市的脑们呢，所得的薪金和待遇不过是比县一级的官员高，不仅难以与特别区的脑们相比肩，就连各个省和自治区的脑们都不如。
简单地说，如果套用后世的所谓政fu官员等级来衡量太平天国政fu的机构，在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能够冠冕堂皇地自称自己是什么“司局级”单位的，也就只有北京、天京、上海、天津及重庆这五个直辖市，另外还有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府城市了。
说白了一句话，在共盟会所指导下的太平天国政fu，对于官员们搞的是一条真正的“多劳多得”的分配路线。
比如，各个特别区的地理位置本就特殊，它们要么是处在边疆，要么就是孤悬海外，那里的官员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远比内地的官员们要重大的多，所以就该多拿。而至于那些光拿钱不干活的什么什么“司局级单位”，则是多一个都不行。
当然，伴随着这条“多劳多得的官员路线”的，还有一条官员的升迁法则。不论是各个省、自治区、特别区和直辖市，还是政fu的各个中央部所严格执行的，都是重能力而不在乎什么所谓的等级的擢升规矩。
周秀英能够从上海市副市长这个才是“副司局级”的岗位上，一跃而成为相当于“副总理级”的国家外jia委员会副主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也许有人会说，唉，你就说呗，反正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就连例举的这个周秀英也是一样，倘若没有上层人士的提携，没有身为政务院总理的郑南的举荐，她恐怕也不会“平步青云”。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毕竟千里马都是伯乐现的。
但别忘了，在太平天国政fu的律法里还有这样一条铁的规矩，那就是一旦出了事，“伯乐”要与“千里马”同罪。
一八七八年，已经出任太平天国国防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秀成，经过慎重的挑选，用一生中仅有的那一个保荐名额，将一个八岁的孩子推荐进了红军大学少年班。
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个八岁的孩子可以在红军大学中无忧无虑地完成十一年的学业，再从一名红军的基层指挥员做起，最终成为一位红军的优秀将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