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马艳丽趴在床上哭泣，作为密友的我的心里自然也很难受，虽然我自己动不动就会流泪，但我最见不得别人哭，尤其是亲近的人的痛哭，她的哭泣就像尖刀似的一刀刀剜在我的心上，让我的心不断地受伤、不停地流血。
尽管有很多事情我仍然不清楚，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原本想就这些事情询问马艳丽，但看她哭得那么伤心，现在显然不是问她的合适时机，在“土肥婆”依然历历在耳的淫威的恐吓之下，即使催逼马艳丽恐怕她也不愿回答了。我实在不愿为了一己之私而逼她说些什么，我看得出来，如果我逼迫她，她只会哭得更加厉害。我了解她。
我一声不响地回到我的床边坐下，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仔细地想了想。
起初马艳丽是准备对我说点什么的，可是被那个突然出现在门外的“土肥婆”打断了。“土肥婆”气势汹汹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着，“不管她问你什么，你都不能告诉她。”
“土肥婆”知道我在问马艳丽什么事，马艳丽刚才告诉她了，但是“土肥婆”却横加阻止。“土肥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她为什么要阻止马艳丽？
我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她说这些话显然有特别的用意。而且马艳丽听见“土肥婆”这么说后就一直哭哭啼啼，难道她真的害怕“土肥婆”的淫威？不，不是的，凭我对马艳丽的了解，这个平时一向比较坚强的女孩绝不会被“土肥婆”这几句威吓吓哭。她之所以哭，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我，她有话想对我说，却又不敢说，她之所以不敢说，是因为“土肥婆”不让她说，而且搬出她的父亲——马教授——来压她，在这种情况下，她除了哭，还能怎样呢？
既然“土肥婆”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她，就说明“土肥婆”一定也和这件事有关，至少她知道这件事。如果这件事真的和“土肥婆”有关，还能是什么好事呢？“土肥婆”在我们中间的名声都已经臭得要命了。
如果这件事不是什么好事，我就一定要弄清楚不可，因为这件事和我密切相关，甚至关系到我的生死，我绝不允许她——或者和她一条沟里的那些人——在我背后搞什么阴谋。
虽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恐怕就意味着我必须向“土肥婆”低头，甚至接受她没完没了的羞辱，但是我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去找“土肥婆”，请她把事情说清楚。
“土肥婆”的办公室就在女生宿舍一楼的一个角落里，是一间大概不足八平方米的狭小的房间。房间里靠窗一侧放了一张简易书桌，书桌上零散地堆着几本书，书上似乎都积了一层灰，看上去有些泛白——她整天在学生当中打转，把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管教学生上，当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书了。书桌旁边是一张靠背笔直的木椅，木椅上的漆已经被磨得发白。除了这些简单的家具外，还有就是靠着门边的小方桌上放着的一台功能非常单一的台式饮水机，此外便无他物。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办公室实在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以许多年前的标准来看，也属于非常简陋的一类。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土肥婆”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任劳任怨地干了二十多年。看着这样的办公室，我实在有点同情她；可是一想起平日里她凶神恶煞般的模样，我私底下竟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这样的人就只配有这样简陋的办公场所。
“土肥婆”的内心无疑是强大的。面对这样差的办公环境，从来没有听她发过一句怨言。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的厌恶，仍然顽强地生活在这群人中，并且努力装作视而不见，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呐。
“土肥婆”此刻不在办公室。
除了办公室和这幢女生宿舍楼，她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吗？
就在我犹豫着是不是要进入她的办公室坐在她那张掉了漆的木椅上——在她的办公室里只有这张木椅勉强可以坐坐，如果她把某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训话的话，那个学生只能始终站在她面前，而且站姿要绝对一条线地笔直，就像这把椅子的靠背那样——等她时，楼道里传来了她熟悉的声音：“这是谁扔的烟头？天哪，一个女生竟然抽烟，竟然抽烟，竟然抽烟，年纪轻轻的就染上流氓习气，这可怎么得了！而且竟然扔在宿舍的走道里，难道是想向我示威吗？嘿嘿，不要让我知道到底是谁扔的，被我抓到了可有你的好果子吃。”
整幢宿舍楼里除了回响着她那特有的尖锐的嗓音外，一片安静，谁都不愿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触犯她。
“土肥婆”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出来认领乱扔烟头的罪过，只好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道：“你不出来就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不会罢休的，这件事我迟早要查个水落石出，查个水落石出，哼，水落石出。”大概她为“水落石出”这个词感到颇为得意，一连串地强调了好几遍。说着，脚步声“啪嗒啪嗒”地朝办公室这边过来了。
“土肥婆”和我在她办公室门前撞个正着，我那时听到她的呼喝声后正偷偷地从她的办公室里溜出来。
我原本期待“土肥婆”心情好一点时再来找她，因为我要问她的话只有她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才可能告诉我，只是这样的时候实在难找，我们平时见到“土肥婆”的时候她总是在发脾气，好像她总有发不完的脾气，扑不灭的火。这不，听见她又在发脾气了，我便想尽快离开她的办公室，至少要当她不发脾气的时候再来找她，没料到刚出门就和她撞了个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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